|
||||
巴塞尔I是取还是舍,是个众目睽睽、举世瞩目的高调问题。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至今,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实施巴塞尔II的同时,美国依然在犹豫徘徊。在漫长的政策制定岁月里,大银行的实践又大踏步前进,与政策的距离越拉越远。
1998年,在一片要求改革巴塞尔I的呼声中,国际掉期及衍生证券协会(简称ISDA)也不甘人后。当时他们代表银行界出了一篇长达62页的呼吁书《信用风险和管制资本》,用词颇为严厉地数落了巴塞尔I的种种不是,呼吁监管部门尽快改革,让银行界用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来决定监管资本金的准备量。ISDA代表团由大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联储供职,煞有来者不善的架式。
为此,纽约联储特别同他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某种意义上这更像一次谈判,红木暗陈的会议厅里,联储、ISDA双方人员相对而坐,两方的主要人物位居中间,严肃认真,不苟言笑,连寒暄都免了。
纽约联储的代表ChristineCumming和颜悦色但却态度坚定地对他们讲:信用风险模型目前主要用于大银行,但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还要顾及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对它们来说,巴塞尔I恰如其分等等。私下里,Christine对ISDA的这个文件持有相当保留意见,她觉得这个文件用词苛刻,似乎把巴塞尔I的功绩抹杀得一无是处,同时,片面地代表大银行在那里摇旗呐喊,缺乏全面、合理、协调、合作的精神。
后来ISDA又去了美联储华盛顿总部老调重弹。华盛顿会议基本是纽约会议的翻版,惟一的区别是,华盛顿似乎对信用风险模型持更怀疑的态度,觉得用内部模型来定量信贷监管资本尚为时过早。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从全国角度出发看到的中小银行更多些,更要代表它们的利益。
无论如何,随着银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巴塞尔Ⅰ种种过于简单、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日益显现,改革已箭在弦上。
大通的简约
1998年2月底,纽约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信用风险资本监管讨论会,全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金融服务:21世纪的资本监管”。说白了,就是讨论巴塞尔I的问题,及在策略上如何做出修正。由此,鸣响了修改巴塞尔I的头号礼炮,表明了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和信念。
此时,我和同事Jennifer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作为政策制定要员的“耳目”(eyesand ears),深入基层采集样本,为他们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
我们的任务,涉及到了解巴塞尔I的问题及问题的严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界都在鼓吹信用风险模型,我们要调研这些信用风险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为政策制定可依赖的参数,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其可信度,能否为大中小各类银行和不同国家共同接受等等。换句话说,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
当时在纽约联储,JP摩根(J。P。Morgan&Co。)和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Corp,简称大通银行)是辖内两家最大的银行,经常被用来作比较。这两家的文化、理念、产品、业务相当不同,它们所用的市场风险模型也迥异。摩根起初用的是精致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法,费事耗时;大通则很实在,用的是简约但也被监管机构接受的历史模拟法。几年后,摩根摒弃了它的计算机模拟法,转向使用大通式的历史模拟法。
我们去银行采样的第一站是大通。大通是修改巴塞尔I的积极倡导者,对此自然大加欢迎,竭力配合。我们此行是政策调研,而非银行检查核实,所以接待我们的人员比较放松自如,畅所欲言。有时候,我们还会讨论一些信用风险模型以外的银行经营和政策法规的议题。几个来回后,我们对它的整个信用风险模型的体系和结构有了全面了解,将其情况综合起来,洋洋洒洒写了近20页的翔实全面的报告。
我所作的特别贡献是花了两三页纸的篇幅,采用逆转工程术(reverseengineering),用一个数字实例,代入大通的假设、公式和模型,层层剥皮,步步验证,最后得到与大通同样的结论。开始的时候,数据怎么都对不上号,几个来回下来,还是不得要领。紧张状况升级之际,接待我们的那位信用风险模型专家“突然”想起来,说他们在正规模型的基础上,又加了些随意参数!
这份报告,是监管系统第一份银行调研报告,把银行业的泛泛而谈,同具体的模型操作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在向Christine等纽约联储政策官员汇报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份报告具体深刻,非常管用,把很多问题的真髓都揭露出来。这些人大多数是经济学博士,有较强的数理功底,那个数字实例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他们从中可以对一个银行的模型有透彻的了解。
不是一般的复杂到了去摩根调研的时候,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BIS)银行监管委员会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表,要求各大监管部门,对所属大银行所用的信用风险模型进行调研,填写问卷表,汇总到BIS,再由BIS公布问卷结果,并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这份问卷表截止期限太短,我们还缺少另一大旗舰单位----摩根银行的资料。
说摩根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前驱者,一点都不为过。我研究的第一个样本就是由摩根外销的《信贷算法》(CreditMetrics)。这是一个非常先进完美、精致漂亮的模型,它的技术文件堪称信用风险模型的经典教科书。但类似于所有这样的模型,信贷方面的数据不多也不牢靠,信贷事件不常见,所以模型再完美,若数据不过关,也只是废物进、废物出,最后的结果没人采信。
摩根内部所用的信用风险模型与《信贷算法》并不一致,但沿袭摩根的传统,我们预计它的内部模型不会简单。时间紧迫,我们临时从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挖了一个能文能武、有理论有技术的经济学家来协助完成工作。
不出所料,摩根的模型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相当的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它的模型本身就很复杂。摩根总是想方设法囊括所有能囊括进去的参数,把模型做得精致细腻。这无非是为了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使模型在运用于信贷定价和资本金配置时,让业务部门心悦诚服。但其结果必然是使模型变得环环相套、盘根错节,不容易一下子看懂看穿。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内部模型没有完整的技术文件来说明模型的来龙去脉,更何况几经修改,几波工作人员前赴后继,最终的模型可能与前几轮的模型大相径庭。即便有说明文件,也语言简单,文字晦涩,数字符号一大堆,恍恍乎,不知其所以然。因为赶着给巴塞尔交问卷表,也因为模型的复杂性,我们没有能做出一个数字实例来说明模型的运作,也没有写出像大通那样系统的报告。汇报的时候,也就根据巴塞尔问卷做描述,但也能异曲
同工,让政策制定者有个清楚了解。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后收集了成员国26个银行的调研问卷表,并于1999年出了一篇长达65页的调研总结报告,题为《信用风险模型:当今的实践与运用》。其中心结论为:信用风险模型,作为计算监管资本的基础,尚为时过早。同市场风险模型作对比,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库有限,资产的价值不是按市定价,模拟的持有期长,难以通过回溯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现在所建立的举世瞩目的巴塞尔II,或称新巴塞尔协议,基本定稿于2004年,经历了艰难曲折、旷日持久的过程。由于是国际上诸多成员国激烈争执、妥协折衷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是“中庸”了。只是很遗憾,在漫长的政策制定的岁月里,大银行的实践又大踏步前进,与政策的距离越拉越远。
至今,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实施巴塞尔II的同时,美国依然在犹豫徘徊,实施日期尚无定论。除少数十几、二十家大型、复杂、国际型银行采用巴塞尔II中的先进方案外,绝大多数美国银行可能还是坚守巴塞尔I及它的一些修正,按兵不动。巴塞尔II的艰难跋涉,由此可略见一斑。(作者卢菁现为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纽约投资银行分部专业项目顾问,其新作《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已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