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一起反思改革。一场有趣但不好玩的辩论由此展开：
杨帆强调，“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而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他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
老实说，对于张维迎先生的观点我深感诧异。“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学术观点当然不必投票，只要圈中三五顶级高手认可就行，但如果是提出一个公共政策，或者发表的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宏论，如果不投票，焉知观点能否得到大众的接受？精英们认为正确的观点，有时在公众看来如闭门造车，禁不住常识的一击。再说，一项政策若无民意的支持,还会凭空提高执行成本。受过西方经济学熏陶的张教授不会意不及此吧。
如此场景似曾相识。在郎顾之争中，张维迎先生甩下一句“我不与可耻的人争论”的名言便拂袖而去。之后，顾雏军倒下，张维迎先生又丢下一句“我和他不熟”遮掩窘态。尽管语境不同，那中间贯穿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在不必争论、无须争论之后，是对自身能力的极端肯定。
可惜,没有谁能假定自己的观点，能正确到无须倾听他人说话的地步。
精英们的霸权结论给公众一个冰冷的后背。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序幕。张维迎先生认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如果这个前提成立，那么,显然，不改革更能尊重既得利益者，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让既得利益者放弃特权和由此带来的相关利益，让社会逐渐走向公平、公正和高效率的过程。
当然,细看之下，张维迎先生的结论也毫不奇怪。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我对这一结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机会与起点均等打通所有人的上升通道，减少既得利益者的因权力等因素所带来的收益，而普通大众则会因此而成为主要受益方——当然只是理论上的。问题在于,如果既得利益者凭借公权力谋私,获得的利益是否合法？如果既得利益者所获得的利益，相当一部分通过机会与起点的不平等掠夺而来,那么，一个好的改革结果只能是：大众的还给大众。这就意味着,让既得利益者放弃一部分不当得利,让工人、农民得到一些被剥夺的利益，怎么就能得出领导干部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结论来呢？
精英们的理论让人似乎越来越看不懂了。当然,看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依照精英的建议设计改革方案。试想,倘若把尊重既得利益作为改革的前提，补偿现有利益群体以达到推进改革的目的，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贫富差距将继续增大，埋下巨大隐患。今年2月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历史证明,由于分配不公加大贫富差距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恰是最容易葬送改革的。
其次,改革成为既得利益者享受“补偿”的盛宴，在狂欢中，改革的真正目的将被人遗忘。依张维迎先生的逻辑,既然领导干部是相对利益受损者，自然应该动用社会资源加以补偿。问题在于,如果张维迎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平头百姓,他是否有无私奉献且毫无抵触情绪的雅量呢？一旦公众反弹，改革将走向何方？
“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舒尔茨的话,总理读懂了，经济学家却没有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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