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不起，最近总是骂你。”
“骂得好，骂得好。”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了一起。尽管两人均不承认自己在学术上的“左”或“右”，但在许多人眼中，杨帆和张维迎分别是经济学界“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话题是“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
研讨开始前戏剧性的一幕，为这场研讨会奠定了基调。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感慨地说，眼下学术界也分裂，已经分到不能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程度。“这与我爱说话、爱骂人有关。我个性的毛病，一定改。我们有历史责任，应该好好地坐下来讨论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强调：“改革要在理性思考的环境下往前走”。
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撰文称“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及多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研讨会上发言。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而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这场研讨，显然试图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并努力使中国改革的第三轮大讨论更富理性与建设性。
2004年由国企改革引发的争论，到2005年已经演变为对改革方向与路径的全面思索。正如吴敬琏所说，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在这场讨论中，针对医改、教改、房改等出现的问题，有人开始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人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再走。也有人指出改革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否定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反思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某种正当利益荒谬式的表达。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倾向，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对改革的否定。另一方面坚持改革派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把对改革的反思及不同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这就否定了对正当利益要求的正当呼声。
“这次争论很大程度是基于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识形态，如改革攻坚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孙立平说。
他认为，一方面对改革的反思不能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因为改革正使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另一方面，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并不是偶然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扭曲政策的能力已经形成，无论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的政策，最后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实施环节，扭曲机制开始进入政策制定层面。
杨帆强调，重大改革必须预见后果，并且要对改革的后果负责。“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
而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他说，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比如医疗问题，是由价格体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现在变成了对医务人员道德问题的反思。
张维迎指出，权利部门操纵改革不是新现象。上层改革积极性高，中层就努力扭曲。政府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社会学家算算权力的基尼系数，再考虑什么人受损、什么人受益的问题。
他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比如说以前实行的工人退休，子女接班的政策，就是一种补偿。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但丁学良当即提出质疑，“过度持续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
针对引发人们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们认为，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化。张维迎举例分析，目前高级劳动力市场已经全球化了。企业高管动辄年薪百万元。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把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压下来，人就跑光了。而把低工资抬上去几倍，企业又垮了。
这场研讨的牵线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认为，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一个是内需不足，一个是产能过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搭上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不能只是简单分配一下，这将适得其反，不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矛盾。因为目前高收入的人反而消费，低收入的人则不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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