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8月2日宣布撤回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至此，这场长达8个月之久、我国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多、规模最大的海外竞购，最终以中海油的主动退出而告终。
由于中海油的价格高出对手雪佛龙，而且是全现金支付，不少人认为此次收购势在必得。而事实上，这场并购最终没有达成，美国国内将原本单纯的商业操作“泛政治化”成为关键，也就是说，非经济因素成为中海油竞购失利的关键。
虽然这次中海油竞购失利，但仍有一些“意外”之喜。其退出竞购的消息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反应积极，其股票不跌反升。当天在香港股市上从4.175港币涨到5.55港币，涨幅为32.9%；其市值也从1700多亿港元增加到2200多亿港元。在纽约股市上也上涨了4.15美元，上升5.99%。同时，在这次大胆尝试中，无论是中海油，还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而针对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并购案例，也给人们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中海油从竞购中得到了什么
作为竞购主角，中海油认为虽然最后自己退出了，但仍不失为赢家。
回顾整个竞购过程，中海油总经理傅玉成认为自己完全是用美国人的规则在和美国人做生意：“整个竞购过程是严谨的，从分析到估值，再到定价，每个环节都是一流的。所以，尽管我们撤回了收购要约，但整体上我们仍是赢家：宣布竞购以来，中海油的股票持续上涨，目前仅大数就赚了70多亿美元，企业形象和国际上知名度也大大提高。”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从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一点说，中海油的实践是值得肯定的。此次收购优尼科虽未获成功，但中海油借这个机会练了兵，熟悉了国际并购的游戏规则，也彰显了实力。其适时的退出，一方面表明中海油的竞购完全源自商业标尺；另一方面，也对照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本不该有的泛政治化立场。
事实上，中海油此次竞购，并非如美国右翼人士所言的国家行为，而是在全面考察优尼科特点和自身战略发展需要基础上的一次理性商业购并。
从有关资料来看，有着115年历史的优尼科在全球石油市场版图上，规模并不算大，但其在东南亚、墨西哥湾、里海等地区拥有大量优质油气储备，其中约一半的油气储备位于东南亚的天然气田。而中海油恰巧在液化天然气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能很好地消化优尼科资源。
所以，尽管竞购的是一家美国公司，但中海油的兴趣并不在美国。
目前，国际业务已占到优尼科天然气和石油开采量的一半以上，而国际业务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东南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优尼科逐渐将业务重心向这一区域转移。目前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泰国、缅甸和印尼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其中缅甸沿海的油气田拥有超过14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并且已经建设了油气运输的管道基础设施。
所以有推测说，中海油只中意于优尼科的亚洲资产，甚至已要求投资银行研究整体收购优尼科并随后出售其美国资产的可能性。
在上市后的2002至2004年度，中海油进行了总计15.53亿美元的6次跨国收购。除在哈萨克斯坦北里海油田收购未成，其余5次成功的收购都在亚太地区的印尼和澳大利亚。在完成这5笔收购之后，中海油开始收购优尼科在东南亚的这批油气储量资源。这种交易在空间上的密集分布，愈发清晰地显示出中海油在有意营造一个区域性网络。
美国对中国竞购缘何如此敏感
尽管预料到美国当局可能会杯葛来自中国企业的收购意向，但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战略思考后，中海油还是毅然做出了收购优尼科的决策。
中海油总经理傅玉成表示，中海油当时曾通过多种渠道对可能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进行评估，结论是“会引起关注，但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对声音。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而且这是公司间正常并购行为。”
事实上，这种预判只适用于民间，而不适用于美国保守和右翼的政治势力。一家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受访者被问道“是否同意将优尼科出售给中国”时，52%的人反对，12%的人支持；当继续被问“如果这项并购将不会造成美国人失业”时，只有35%的人继续反对，41%的人表示支持；调查员再提出第三个问题“如果兼并后在美国的石油资源将继续供应美国”后，反对的人只剩下20%，而支持者则高达60%了。
尽管如此，一个本该是双赢的简单的企业行为，还是被美国政治化了。
中海油首席财务官兼高级副总裁杨华说，中东很多政府控股的公司都曾参与竞购美国公司，英国的石油公司也对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进行过几起大的并购，都没有引起类似的反响和关注。中海油此次竞购引起的反应，明显超出了纯粹商业竞争的范畴。
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中心主任史丹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石油战略来说，“安全”是其核心，从中海油并购优尼科这件事情来说，触及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神经。美国为“安全”起见，认为当前的收益必定小于未来的损失，所以要力阻并购。美国认为中国到美国去进行并购是国家行为，实际上它的“过度反应”才完全是一种国家行为，只不过它是用一套冠冕堂皇的法律或程序为工具来阻止并购。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指出，当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时候，其对于来自海外的并购就相当抵触。如上世纪80年代，欧洲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欧洲国家大量收购美国的资产，美国当时对这件事情也很抗拒，美国舆论一片“欧洲收购美国”之声；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大量的资本从制造业里出来，也是进军到美国去收购产业，美国的反弹也很大。而目前美国正处在“双赤字、双逆差”的困境里，在这个时候并购便会引起很大的反对意见。
当然，一国收购另一国的资产，被收购国家的国民很自然地会有不满情绪。尤其是相比欧洲和日本来说，我国只是刚刚开始“走出去”收购外国的资产。对于中国企业的“陌生”，使美国政界和民众对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戒心。
与此同时，王建认为美国反应之所以强烈，还有另一重深刻的经济背景，即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源开始流向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美国对这种趋势从心态上讲也不适应。中美贸易目前的格局是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是顺差，而美国在资源出口方面是顺差。美国的制造业在走下坡路，消化不了这么多资源。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所以其能源产品会自然地流向中国。这与二战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是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资源向发达国家单向输出，发达国家向我们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制造业向中国这样的国家集中，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初级资源。所以，虽然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失败，但并不会影响资源的流向。我们之所以并购美国的能源公司，目的无非是想获得一些战略资源，但实际上，即便这些能源企业不是属于我们的，但其能源产品的出口也还是会到我们这边来的。更何况发达国家的资源只是世界资源的一部分。
美国现在还不适应这种变化趋势，觉得中国企业并购他们的战略性资源产业对其构成了威胁，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心理上的不适应。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海油的适时退出，说明我国企业“走出去”是以商业利益为标尺的，相反倒是美国政府将商业行为政治化的举动，使其显得很被动。
“走出去”还须拓展渠道
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中心主任史丹说，不管成功与否，中海油的并购行动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可以积累宝贵经验。而且随着中国企业并购增速，国际上早晚会“习惯成自然”。与国外老牌石油公司相比，我国石油行业在参与国际化经营方面是一个后来者，在经验方面有很大差距。而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越来越多，也将促进石油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同时也对我们考量如何保障国家石油安全不断提供新思路。
史丹说，美方之所以认为这起并购是国家行为，是因为目前中国在石油领域还是国家控股的局面。因此从改革的方向上来说要增强国内民营经济在石油行业的市场力量，削弱石油行业国家垄断的色彩，这样将有助于企业的“走出去”。
谈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王建说，“走出去”的渠道很多，用于并购优尼科的大笔资金也可以直接投资到中亚和中东的石油产地。我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获得资源。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在世界能源市场上中国的份额还要进一步扩大。而扩大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参与期货贸易等等。但王建同时表示，未来我国如果要并购发达国家的一些带有战略性的产业，恐怕难免会遇到类似的困难。
周大地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并不容易，特别是在石油这样一个不可再生、非完全商业性质的资源领域里。这需要企业、外交等多方面的合作，形成“立体攻势”。此次并购，中海油和我国外交部门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当然，我们的对手也并没有闲着，他们也到美国国会频繁活动。由此可见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难度。我们应不断积累经验，开拓渠道，对于成败，则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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