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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从2001年初开始的“超常规整顿”至今已快两年了,然而市场依然低迷。绝大多数的券商、机构和私募基金、大户和中小散户直观感受到的是套牢甚至深度套牢,其实,深层次的原因仍在于中国股市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新“洗牌”。
1、2/3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欲重新“洗牌”——尝试流通。
2、历来创利最轻松的、效益最好的券商被重新“洗牌”。
3.私募基金和庄家成为“重新洗牌”中最惨的一族。
4.绝大多数的大户及中小投资者也同样被“重新洗牌”。
5.股价指数被重新“洗牌”至10年前水平。
6.平均股价更是被重新“洗牌”的面目全非。
7.“小盘股的高成长性”正面临着重新“洗牌”。
8.低价超大盘股对股市重新“洗牌”。
9.价值型投资观念对成长型投资理念重新“洗牌”。
10.无产阶级——基金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重新“洗牌”的主力军和受益者。
诚然,重新“洗牌”是中国股市加强监管、深化改革、走向规范化、与国际股市接轨的需要,任何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人们没有异议。
但是,对于上述如此激烈的重新“洗牌”,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尊重历史?
第一,不能简单否定改革成果。中国股市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分割问题,近期媒体上都视之为“缺陷”、“错误”、“弊病”。这是不了解中国改革的历史所致。应该说,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开始阶段,国有股和法人股不流通这种特定的股权制度,是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上市公司的一种制度性创造,是改革的重大成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亮点之一。如今,一些海归人士对此要重新“洗牌”,就必须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考虑为中国股市和国企扭亏作出巨大贡献的投资者利益不受伤害,甚至还应嘉奖,而决不能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思路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中国股市的新兴阶段可以缩短,但不能跨越,直接进入成熟股市。中国股市至今只有10年的历史,“新兴阶段”的时间该有多长?按邓小平“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观点,中国股市的新兴阶段照理至少应该有二三十年时间吧,并实施与“新兴阶段”相适应的股市政策。包括建立做市商制度,允许做庄;提倡成立规范的私募基金;允许适当高的市盈率;形成财富效应,吸引广大投资者入市;扩容有度,少发大盘股;正确评价虚拟经济,鼓励企业投资股票等等,在加强对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操纵市场行为的前提下,努力创造一个宽松的股市环境。
然而,由于过早地强调向“成熟”股市看齐(其实“成熟”股市也并不成熟),于是,中国股市接连暴跌了;庄家纷纷跳水出逃了;个股没人炒作了;连适度投机也没有了;基金都像散户那样分散持仓了,持股品种最少的一家基金也拥有100多只股票,多则持股500多只;大盘的波动变窄了,成交量极度萎缩了;老股民都被深套了,而新股民都望而却步了。眼下的中国股市恰如一个还没发育的10岁小孩,却强行规定他必须像老年人那样,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然后去公园打太极拳。试问,这样的小孩能长得大吗?现中国股市几成死市,症结就在这里。
第三,与1999年以来激励股市的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尽管这一年来管理层相继发布了降息、降印花税、停止国有股减持、新股向二级市场配售、允许外资控股购买上市公司、成立中外合作证券公司和中外合作基金、大力发展开放式基金、加快社保基金入市准备等10多项利好。但是,1999年发动“5·19”行情曾上1500点时,《人民日报》发表特评文章中关于“44倍市盈率有投资价值”、“只是恢复性上升行情”、“股市要体现经济晴雨表功能”的观点,以及2000年春节后发布的允许三类企业进入股市,允许券商用股票质押向银行贷款等重大政策却始终被淡化。可以说,目前市场的持续低迷、投资者信心的丧失,正是与政策不连续有关。
第四,保持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应落在实处。尽管加强监管从长远看对投资者有利,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历年来在新股认购、配股、增发和二级市场上付出的高成本,为国企扭亏付出的高代价,却在这场重新“洗牌”的过程中被无情吞没了,至今仍参与市场中的人,几乎都是输家。任何改革若是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受损失的地步,此改革是否正确,是否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就须打一个问号了,应该认真反思并作调整了。
第五、中国股市的规范化,走向成熟股市不能一步登天、“硬着陆”,而应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