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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近来有点急,急于找回感觉。
深圳人感觉一度很好,他们创造过历史,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深圳有过中国太多的第一,一直是改革和开放的焦点,城市中也充满了财富和幻想。后来,深圳人的生活变了,生活越来越舒服,特区也不特了。表面看,除了那依然在创造着个人财富和降低着经济效率的关卡外,深圳和沿海的其他城市相比已没有太大区别了。
其实差别还在,依然是观念上的,只不过这回是内地城市在“与时俱进”,而深圳却在“内地化”。
深圳人的失落感一度很强。两大经济命脉金融和外贸,曾经是深圳的招牌菜,后来没落了。特别是金融业的较量,上海最终抢尽了风头。深圳有关创业板的努力,颇有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味道。而银行业的地位也大大削弱了,人民银行的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区行改革,深圳分行变为广州分行下属的中心支行。权力小了,心态变了。我记得首任深圳中心支行行长马经在内部中层干部会上不无调侃地说:“即使是变成派出所,该管的还要管好。”除了管理部门的失落,外资银行也有顶不住的,最终撤出了深圳。
这几年,除了南下的民工,到深圳闯世界的人少多了。
所以,深圳人有点急,市领导们急,新上任的领导尤为急。
深圳急于改变,急于在新一轮开放中走在前面,他们选择了产权改革作突破口。
8月28日,深圳市长于幼军对外宣布了出售垄断行业国有资产的消息,五大企业涉及电力、自来水、煤气、公交、食品行业。于市长说,首选的合作对象是跨国公司,而且股权转让也不以赢利为目的。看来,深圳真的急了,急得有点不讲政治,不怕担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报道说,深圳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带有试点的性质。
也许,深圳的产权变革不会产生政治后遗症,但经济上的效果和外部性还难有准确的判断。不过,有的专家着急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对深圳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的产权转让应该召开听证会。他担心这些企业被外资控制后,可能忽视民众利益。他也担心,深圳的做法会给其他城市带来负面影响。
专家的话不无道理,但专家过于学院气。
专家以为目前的国有垄断企业真能体恤民情,以为政府尚能干预企业让其为人民服务。我倒觉得政府有些主管部门和垄断企业同穿一条裤子,他们打着为民考虑的幌子,其实干着为己牟利的事情,最典型的莫过于电话费的调价,看看中国电信的薪资和住房,你就知道涨价的好处哪里去了。所以,深圳的做法也许是件好事。
当企业和政府分开以后,可能更会按约定办事,这时政府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来有效规制垄断行业的外资行为。所以,从这点看,我支持深圳的做法。至于,深圳产权变革的示范效应,我也认为不具有可比性。因为,深圳的市场环境要好于其他地方,城市年轻,没有那么多的老问题,其他城市学不了。不过,审慎地对待外资并购,倒是应该认真对待的。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一份投资报告中对于跨国并购提出了警告。报告说,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专家一致“确认了以下可能出现的挑战:就业立即减少;加强集中;削弱竞争;在进入时资本存量未增加;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可能使被出售的资产定价很低,国内股票市场缩水;挤出当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失去本地品牌;仲裁费用;外国对东道国经济控制的加强,引起了对被认为是该国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部门的特别关注”。所以说,深圳的做法仅仅是试点,它不应该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说从产权变革可以提高垄断企业的效率的角度看,引进民间资本也是一个好办法,至少可以不必产生对经济安全的担心。
深圳人确实有点急,肥水要流外人田。当然,深圳的算盘是想借此示范效应引进更多的外资。关卡内的事当然是深圳自家的事,但如果深发展也要被并购的话,那它的外部性就要“出口”到关外了,所以,我反对外资并购深发展,至少在降低银行准入门槛之前。
有些事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