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增加了地缘政治变数，也对国际货币体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一些国家考虑对所持有的官方储备货币进行多元化管理。国际投资者也有分散投资风险的意向，尤其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投资策略被认为是明智之举，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步伐很可能加速。

　　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会有哪些选项？一个被低估的选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DR创立于1969年，其初衷是为了补充美元流动性的不足。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间，SDR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其主要用于基金组织成员国央行之间的账户往来，以及历史上发行过的少量的以SDR计价的债券。早在多年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领导的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小组在改革SDR方面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方案。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没能落地实施。

　　此外，非美元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欧元目前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日元和英镑等在 “中心-外围”国际货币体系构架下地位也相对稳固。人民币是新兴的国际货币，其在储备货币、债券发行以及贸易计价等重要领域的使用，开始显示出吸引力。

　　最近瑞信分析师Zoltan Pozsar提出了布雷顿森林III的说法引起热议。按照他的推测，布雷顿森林体系III将是以大宗商品为基础、以东方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将主权货币钉住一揽子大宗商品，同时以大宗商品作为抵押来建立国际货币体系，这样的主张曾经有过讨论。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性大，将其作为货币锚无法保证货币内在价值的稳定性，也可能使央行收支表面临潜在的损失。

　　从顶层设计角度看，早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落幕之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超主权货币”构想。根据这一构想，世界需要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理论上给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最优方案。在现实中基于多重约束，多元化应该是次优选择。

　　比较麻烦的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基于规则的全球货币制度约束，没有基于合作的机制支持，信心又变得十分脆弱，这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过渡的进程变得动荡不安。如何降低过渡期风险，这需要理性的设计和务实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