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陈锡文、杨凯生、常振明、钱颖一等回答记者提问。本报记者史丽摄

　　本报记者于祥明向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提问。

　　针对上证报记者关于金融风险是否可控以及应对之策的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昨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对金融风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中国的金融风险是总体可控的。“我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充满信心。”

　　对金融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杨凯生表示：“现在各方面朋友对我国的金融风险都十分关注，我想大概与最近两个关于金融风险的表述有关。”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

　　杨凯生表示：“首先，我认为这是中央在审时度势之后所提出的重要工作方针，是有的放矢的。过去，谈到金融风险，主要是指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但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市场发育程度不断加深，许多金融交易和金融产品是跨行业、跨机构甚至是跨监管的。”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杨凯生认为主要因为存在经验不足、法规不完备、监管协调不完全有效等。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对各类金融风险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对现在监管没有覆盖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产品实施所谓“穿透式监管”。

　　杨凯生的判断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截至去年底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74%。他指出，这是去年四个季度中最低的，去年不良贷款的新增额也是近三年来最少的。

　　他还指出：“去年各家商业银行普遍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但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仍保持在170%以上。各家商业银行还没有披露2016年的年报，但据我了解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元。目前不良贷款余额约为1.5万亿元，而我们的拨备余额就有2万亿元，再加上十几万亿元的资本金，我认为银行业消化存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能力是强的。”

　　除了信用风险，商业银行还面临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杨凯生说，对于流动性风险、房地产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和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以及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跨市场风险，有关部门也在加强管理，比如央行正在牵头制订资管产品的指导意见。

　　“总之，对于金融风险，首先不能掉以轻心；第二，我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充满信心。”杨凯生强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指出，金融业是特殊行业，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因此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无论是内部治理还是外部监督，都要比其他企业更加严格。比如，有的金融机构在对员工进行考核时，除了利润指标，也会增加社会责任和风险防控的权重。对于国企，重大事项要先由党委讨论，其实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

　　去杠杆的重点与难点

　　去杠杆，是“三去一降一补”的内容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为何要突出强调降低企业杠杆率？杨凯生解释道，因为我国的企业杠杆率确实是偏高的。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我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约是167.6%，与美国、欧元区等经济体相比，都是偏高的。经过过去一年的努力，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但也只能说是略有下降或者说基本保持平稳。

　　“如果(杠杆率)不降下来，不仅直接拉升了企业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产能无法有效衔接，也与企业保持可持续健康运营难以衔接。”杨凯生指出。

　　对于如何去杠杆的问题，杨凯生表示，中央提出要用多种方法积极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其中一条是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拥有者(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使企业的资本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这是国有企业的拥有者和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

　　财政预算中是否能有补充国有资本这一列支渠道？杨凯生表示，民生、医疗、教育等领域都需要花钱，补充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是否是财政力所能及的，这就要与国企的优化布局、混合所有制的推进等改革结合起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总之，要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去杠杆。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指出，发达国家此前在去杠杆时主要是指消费者的去杠杆，而这对需求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压缩房贷。而中国的高杠杆主要集中在企业，可以使用债转股的工具，在去杠杆的同时不会对需求有很大的冲击。(本报两会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