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合伙人》电影的火爆，“合伙人”成为创业中躲不过去的一个词；同时，随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中各种有关股份公司的法律的完善，“合伙制度”也变成创业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然而，在1993年之前，中国还没有《公司法》，所以，在早期的创业中，大伙完全没有“合伙”的概念，有的是一起折腾的愿望、一起奋斗的雄心，还有一起打拼的激情。但是在利益、困难、纠纷面前，这些激情就像碰上坚石一样，会立即被撞得粉碎。

　　大概是在十五六年前的一个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接到一个非常急的电话，这个电话来自遥远的西部。

　　电话那头说：“冯哥，不好了，出事了。”

　　我问：“什么事这么早？”

　　他说：“我们大哥昨天后半夜被人抢走了。”

　　我问：“被人抢走了？是什么人？”

　　他说：“是穿制服的人。现在我们大哥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他。”

　　我问：“给他打电话了吗？”

　　他说：“去他家里看过了，他的电话在桌上没拿走。”

　　我问：“开车了吗？”

　　他说：“车还在，但人不在了，车门都没有关。”

　　我说：“那能去哪儿呢？你们赶紧找一下，看是什么人带走的，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大概又过了个把钟头，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电话又突然响起来：“冯哥，查到了，是被某市的一个公安带走了。”

　　我问：“某市离那儿有几千里，这么大老远的，公安怎么会跑到那儿去抓人呢？”

　　他说：“不知道，可能是被H先生害的。对，一定是他在后面搞鬼！但是现在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说：“既然如此，他们肯定不会坐飞机，估计是坐火车。我们马上去找一找。”

　　于是，我们就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人。终于通过朋友找到一个铁路乘警，帮我们在火车上找到了这个大哥。我们暂且称这个大哥为N先生。

　　确认N先生在火车上以后，我们就又通过那个朋友对乘警说：“我们在终点站等着，这个人必须要放。”乘警说：“那不可能，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把他带回去，然后你们再去处理后续的事吧。”

　　在电话里简单地争执了一下之后，我说：“好吧，我们帮朋友的忙，但也要尊重公安办事的程序。”于是我们就托人在火车站守着，看着公安把人带下来，然后又去了哪儿、关到哪儿、办了什么手续，全部弄清楚。

　　天一亮，我就和两个朋友一起，直接扑到这个城市，找到相关的主管领导，告诉他们这纯属个人恩怨，并不涉及真正违法犯罪的事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走完程序之后，尽快把人放掉。

　　在那些领导面前，我把N先生和H先生两人的故事讲了一遍：他们当时如何满怀激情从体制内出来、如何一起创办起一个公司、在遇到困难和利益分配时如何起了争执、在几年间两人又如何互不相让或妥协、以至于最后又如何在江湖上大打出手……

　　领导了解情况后，就让相关部门做了调查，确认这件事情不涉及经济犯罪之后，就把N先生放出来了。

　　接N先生出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你们这架打到现在还没打完？”

　　他说：“这事儿肯定没完。今天他把我给整了，我这剩下的一辈子都还得去跟他闹。”

　　我说：“不能再折腾了，你们见面谈一谈吧。公司已经垮了，钱的事情总能算清楚的，大家就此了断恩怨吧！”

　　他说：“不行。冯哥，我先休息一下，另外找日子再跟你聊。”

　　于是，他回到了西部的那个城市。

　　无独有偶。大概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在一间咖啡厅约人谈事情，谈完起身正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被叫住了，“冯哥，你怎么在这儿？”

　　我一看，是H先生，我立马想起之前的那件事，正想问他跟N先生的过节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能就这样算了。没想到他先开了口：“你管那闲事干什么？我这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了，就是非把他弄进去不可！这是我俩的事，你别再管了。”

　　我说：“你们都已经折腾七八年了，能不能大家坐下来谈谈？把帐算清楚，如果没法再一起做事儿，那就各做各的。也不枉当时一段激情岁月，大家留一个好的念想。”

　　H先生红着脸梗着脖子坚决不同意。

　　后来，我就没有再看到过H先生了，只听说他为了找到N先生，花了很多精力和钱财，公司也顾不得办了，家庭也不管了，就是要把N先生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他把自己折腾得够呛，几乎倾家荡产。

　　之后不久，我又去了N先生所在的那个西部城市。N先生比原来谨慎很多，而且他的情况比H先生也好多了：他的产业还是做得很大，有房地产、金融等等。有一次，他带我去看他的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其中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夜总会，是他出租场地、别人经营的。

　　夜总会的老板一看是N先生，就非常客气地带我们进去转了一圈，然后我跟N先生进了夜总会背后的一个总统包房，一边吃宵夜，一边聊天。

　　我说：“你跟H先生的纠纷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呢？最好你们能面对面谈一下，或者通过中间人调解一下。”

　　N先生说：“我是想跟他好好谈来着，但是他就像走火入魔一样，对我不依不饶，已经把我弄进去两回了，搞得现在我也恨不得把他弄进去！但是我比他要稍微冷静一点，所以我只是躲在这儿而已。”

　　我说：“你在这儿这么高调张扬，这哪叫躲啊，这不是招人招事招祸吗？”

　　他想了想，说：“你说得也有道理。我琢磨琢磨。”

　　一晃又过去了好几年，我和N先生逐渐失了联系。等有机会再去那个城市的时候，我托人打听N先生的消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

　　朋友告诉我，他现在人躲起来了，电话也换了，跟以前的人都不联系了。

　　我问：“能躲到哪儿去呢？大楼、夜总会、餐厅，那么多场子都还在，就人消失了？”

　　朋友说：“真消失了。这些东西他早就都卖了。”

　　我说：“那他总得喘气儿，总得见朋友吧？火葬场没记录？公安局没记录？”

　　朋友说：“不好意思，冯哥，这次是真找不到了。”

　　后来，H先生那边的消息也渐渐少了，他们的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了。有一天，我偶然在北京碰到一个N先生的朋友，于是又问他N先生的下落。

　　他告诉我说，N先生现在可牛了。为了躲H先生，N先生卖光了产业，拿着钱云游四方去了。结果因祸得福，他因此收藏了很多重要的古董，这些东西可比房地产都值钱。他现在应该很逍遥地在江湖上享受自由、安全和财富，只是和过去的老朋友都不联系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正是因为断了联系，才断了他原来那些是非。

　　这时候我终于明白，原来“躲”的学问在于“了断是非”，就是把自己和原来的社会关系明确地切割开来，从过去的“是非链”中逃出来，去一个新的环境，开始另外一种人生。

　　很多人之所以“躲不开”，是因为没有了断是非，心里还有旧人，偶尔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被捂死在里面。类似的事，在“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身上也发生过。他在躲避追杀的时候，因为放不下心上人，去和那个女子会面，结果被戴笠抓住机会杀死了。

　　N先生深知“躲之三味”，这一躲就是十几年，他们两人的恩怨也应该逐渐烟散了吧！

　　N先生的结局虽然很不错，但这样一个“拆伙”的故事，其实是民营企业创业和发展的一个悲剧。

　　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法律环境，那么当创业伙伴产生分歧的时候，就能在法律给出的游戏规则下心平气和地分手、理性地分家，而且还能再各自去寻找新的天地，N先生和H先生的故事就可以不再重演。

　　这样一来，“拆伙”意味的就不是死，而是生；不是停滞，而是进步；不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负能量，而是呈指数倍增加的机会、是创业过程中一股积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