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在北京举行。作为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自1994年首次召开以来，每年一次，从未缺席。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着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释放消费潜力，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出口是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2015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将是连续第五年实施。虽然政策名称不变，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实际内容和实施的重点将会有所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就是这对“老搭档”的新内涵。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基调是扩张性的，财政赤字将有所增加，在这方面中国具备较大的空间。按明年经济增长7%来计算，赤字率不超过3%，2015年赤字空间在1.9万亿左右。2014年财政赤字安排是1.35万亿元，因此2015年的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一些。需要注意的是，明年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推进结构调整，都应把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同时，应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明年要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增速不跌破7%的平台，需要货币政策顺应新常态，进行更多偏宽松的“微刺激”，而非大水漫灌式刺激。在强调稳增长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表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要寻求平衡，就要求货币政策兼顾两个目标，既不能为了稳增长而强刺激、大放水，也不能为了调结构而紧缩流动性，引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资金链紧绷。这个“度”，就是“松紧适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实施三大战略的表述：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

厉以宁指出，在新常态下即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甚至百分之六点几，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而结构合理了，则将大有利于今后的稳定增长。为此，厉以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要做出调整。他认为，不要再给经济增长率规定硬性指标了，而应采纳软指标。

樊纲指出，两位数的增长对中国而言是过热增长，不是正常增长，更不是所谓的“常态”。根据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实际，适合中国的合理增长率应该是7%~9%，因此现阶段7%~8%的增长率是非常正常的，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是可以实现稳定、持续的增长率水平。

夏斌认为，改革速度在加快，在逐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当前增长过程中，也在边际和增量上抑制和削弱了不良资产的影响。最关键的是，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心中有数，居安思危，并开始逐步化解风险，这是对中国经济不必过度悲观最基本的因素。

林毅夫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外需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但也不会低太多。他说，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比较合适的区间是7%-7.5%。在此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