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是一个国家“劳动力从剩余向短缺变化”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用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发生;但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

第二阶段: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将是巨大的。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在相当长时期内首次出现负增长,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东中西部企业相继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曾在珠三角爆发的用工荒问题渐渐蔓延到了全国。

伴随着用工荒同时出现的是涨薪潮。劳动者的待遇环境也会在竞争中得到改善,包括劳动条件、住房、社会保障等都会向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转变。

相关人士认为,“刘易斯拐点”对过去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将带来严峻挑战,传统制造业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推动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支撑30多年制造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大量规模小、低技术、低附加值、分布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必然面临转型阵痛和产业深度调整。

对于大量出口相关的制造业企业,由于产品是国际定价,企业难以将不断攀升的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短期内的压力骤增可能导致企业难以生存。企业若不想倒闭,只有转换自动化设备、加速产业的自我提升,或者向中西部、国外转移。 目前的珠三角很像30年前的香港,出口利润越来越薄。具体方向很难预测,但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制造业会慢慢淡出,这是看得到的趋势。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促使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型

长期来看,拐点到来将导致劳动者收入提升和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客观上有利于弱化“投资依赖症”,促使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刘易斯拐点”将推动劳动力工资水平逐步上升,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储蓄和投资增速下降,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向消费转变。

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会加快技术创新,降低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生产自动化、信息化,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降低人工成本做法将会出现。
  在转型压力下,各级政府更加倾向于采用税收、土地、财政等手段,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约束低水平低效益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

破除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城乡二元体制人为阻隔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步伐。如果不加速推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未来产业可能会面临人才短缺和空心化危险。

拐点倒逼效应有利于推动政府、社会和企业加速转型,促进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进一步打破各种就业壁垒,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中众多“价值环节”,并非每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高附加值价值环节一般就是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谁抓住这些战略环节谁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也就控制了该行业。目前,我国产业经济整体处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发展状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核心知识产权,高端产业链已大部分被其占领。

今后我国经济要实现更为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国家整体科技能力。经济大国与经济强国的差别就是其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分工,产业升级的本质就是高生产率产业(高附加价值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日本实施最低工资法

1960-1961年间,日本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供求关系的变化加速了工资的上涨。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3%。

1959年日本推出最低工资法;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年金保障;为扶持弱势企业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业为发展方向的产业调整政策;企业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

韩国通过结构调整发展经济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年-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在城市化方面,韩国在198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7%,之后迅速超过60%。

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变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发展方针,力求在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将“科技立国”方针作为重点。在1981年-1987年的全斗焕任总统时期,韩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

刘易斯拐点来临

项俊波表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步入刘易斯拐点,过去企业家只要把廉价的劳动力和银行的贷款结合起来,就能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上盈利。但现在这种盈利机会对企业和银行业来说,都在大幅度的减少。随着经济结构深层次变化,对金融业带来很大挑战。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时联

刘易斯拐点或许只是个幻觉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人口的“老龄化”。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已不可能跨代际延续,因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各代劳动供给会趋于下降。当政策不能以最快速度把当期农村剩余劳动尽快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那么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将因年龄老化而沉淀在乡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

我国人口技能红利将现

“由于我们重视教育,重视技能培训,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要快于工资增速,人口的技能红利就会上升。”刘迎秋说。他指出,去年我国文盲率只有不到5%,而美国则有10%以上,而一个庞大的、拥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是国外很多国家不能比的。因此,我国经济今后一段时间将出现的新的红利———技能红利。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应对刘易斯拐点 中国有三大任务

蔡昉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定发展阶段提出的任务。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中国面临三项主要任务,即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用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场“重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好事,它倒逼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国家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调整人口政策,促进企业改进员工待遇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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