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具体来说，就是当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国内外普遍关注的话题。认为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大都出自一种推论，即中国已经保持快速增长30多年，继续保持更长时间快速增长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然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但仍然有充足的条件延续中国奇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由如下：

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只有3%左右，发达经济体则平均不到1%。我国经济7%—8%的增速，即使在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也是亮点。从2013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平稳、中高速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到2019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7%上下的平均增速。

技术创新具有独特优势

我国仅用30多年就达到较高工业化水平，这与坚持不懈推动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我国高速铁路、卫星通信、超导材料、激光、电力等行业的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技术创新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将有力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拥有大量投资机会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与投资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和行业的投资比较充分，而另一些地方和行业仍有大量投资机会，如中西部地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公共服务、民生、环保等领域。更为关键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必将激发新的发展活力，创造更大的发展和投资空间。

经济发展乏力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加剧

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尤其是对铁矿石、石油等资源型产品及大豆等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使巴西经济备受国际行情波动的影响，当出口商品价格较高时，经济发展较快，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追赶者，但当出口商品价格停滞不前时，就无法继续实现追赶。这不仅仅是巴西，还包括俄罗斯和南非等金砖国家还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

体制缺陷方面，如巴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家庭手里，巴西从未有过全面的土地改革来为提高农民收入，巴西也并未以大众消费为基础来分配耕地，以建立起完善的土地市场、巴西公共管理水平也较为薄弱。此外，整体教育质量较差、人才大量外流，也将巴西无形中推向了中等收入陷阱。

跌入贫苦陷阱 遭遇“天然资源诅咒”

19世纪下半叶的快速成长，使阿根廷到1910年已名列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直到1930年还敢自夸“上帝是阿根廷人”。但阿根廷浪费了近半个世纪时间也没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近10年反而有“完全发展成发展中国家”的趋势。

阿根廷国土面积全球第八且资源丰富，但人口不到4200万，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4.4人，可谓地广人稀，因此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将土地租给外国公司使用。同时，因天然资源太丰富了，人也就懒了。《经济学人》的举例易懂且传神：“阿根廷从未试图提升其食品的附加值，直到今天其烹调仍以烧烤世界顶级牛肉为主。”。

生产率低下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菲律宾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它没有完成像日韩等国那样的工业化过程，导致本国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失去了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与低收入国家相比，菲律宾较高的工资水平使其在劳动力密集行业不具备成本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该国低下的生产率根本没有实力与它们展开竞争。

菲律宾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曾试图推动本国工业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此外，菲律宾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其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逐渐下降。菲律宾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优势维持到1990年，此后这个优势转变为劣势。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等高附加值行业中，该国更是不具备优势。

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957年实现独立后，马来西亚便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1970年，政府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依赖初级产品部门转向依靠制造业部门，并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从1992年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增速从1990-1997年的年均9.1%，下降到2000-2008年的5.5%。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面临着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是“小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给国内经济造成了多次外部冲击；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长期缺乏增长动力；三是随着经济总量的长期扩张，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四是经济增长逐步停滞，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五是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重重，实施改革的难度逐步加大。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表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理由是最明显的：第一，因为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在继续加快改革。第二，中国在加快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在加快。所以中国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

把握科技创新新常态 防中等收入陷阱

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紧紧抓住科技创新。我国的科研人员总共有360万人，可能是世界上拥有科研人员最多的国家。如何在这么大的科研群体上培养顶级人才至关重要。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外工作，今后除了培养我们自己的博士以外，还应该把在国外创业的人才“连锅端”地请进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

转型不够快或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家有很多不靠谱的预测，现在又有人预测中国会怎么样，我们不要被冲昏头脑。关于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在政策上做相当多的调整，要少一点自己的特色，要多一点向别人学习，破除这个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

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

斯宾塞：中国不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逻辑是绝大部分经济体早期发展速度比较快，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变慢了，因为还保持原来的发展模式。但斯宾塞表示，中国很明显不会重蹈这个覆辙，因为中国致力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常态”阶段，如果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中国便有可能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