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
但以巨额投资为代表的刺激性政策,必然带来三个问题:
过度及提前使用了经济增长的潜能,造成资源的无序开发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产能的急剧扩张,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如即钢铁、水泥等行业;另外在短期内快速推高中国的整体负债率水平,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泡沫化现象。
中国从2011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逐级回落,可以理解为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
我国30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政府干预只能像“病人休克”时使用的“复苏器”,而不能成为装在人身上的“起搏器”,更不能成为“人工心脏”,用政府干预来替代市场调节。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即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同时启动了一些既有利于当前稳定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长期结构平衡的项目,如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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