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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距1986年提出“复关”25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了“龙行天下,风起南方”中国入世十周年总论坛,龙永图应邀出席,在会上讲话引用了几段他在1993年一本内部刊物上写的文章的几段话。
龙永图表示,“近20年了,那时写的关于“复关”的文章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况且是为一个内部刊物所写,可以更坦诚一些。于是想起把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纪念入世十周年,同时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当年谈判的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本报略作删节刊登,以飨读者。
●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因此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入关导致民族工业衰落和破产。
●我们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各级政府能否改变观念,简政放权,在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过程中,使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产权主体。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距1986年提出“复关”已25年,“入世”也十年了。前些日子,我参加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龙行天下,风起南方”中国入世十周年总论坛,应邀在会上讲话,引用了几段我在1993年一本内部刊物上写的文章。近20年了,那时写的关于“复关”的文章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况且是为一个内部刊物所写,可以更坦诚一些。于是我想起把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纪念入世十周年,同时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当年谈判的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 ——龙永图
“复关”,这是人们对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一种高度概括、形象的说法,极生动地赋予了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深刻含意——那种中华民族迎接巨大挑战的勇气和决心。正因为它的简明和深刻,近年来几乎街头巷尾、大小报端都在谈论“复关”。
谈到“复关”,人们自然回想起20多年前,我们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胜利进行的一场外交攻坚战。这场斗争历经数年,排除万难,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中国掀起了一股“联合国热”,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政治外交舞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随后,中国陆续恢复了在联合国系统内十几个国际经济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闭关自守,发展经济也没有置于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中国进入世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1986年起,中国开始寻求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那时,恢复谈判主要作为一场外交斗争在进行,目的是重返最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由于是外交斗争,谈判由一个很小的班子在日内瓦进行,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进程鲜为人知。
开始几年,在日内瓦的谈判班子面临极困难的形势。最大的困难是关贸总协定把市场经济奉为最高准则;而我们对市场经济则讳莫如深,谈虎色变。由于在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只能局限于研究策略的变化,推敲措词的应用,这就注定了谈判僵持局面的持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以雄伟气魄打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次思想大解放,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经济体制的精神枷锁,同时解放了在日内瓦关贸大楼的谈判者们。中国谈判者和外国对手终于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谈判开始进入真正的对话。
与此同时,我国的谈判者们意识到,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将对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深远影响,为了做好恢复总协定地位的工作,对外谈判必须与国内的准备密切配合。于是,经贸战线的同志及研究关贸总协定的专家们,在丢掉了“莫谈市场经济”的包袱以后,大胆走向社会,全力宣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实质上就是要使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逐步融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逐步接轨,而这个“融合”和“接轨”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
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后,人们更关心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热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迎接世界市场挑战的重大问题。
人们逐步认识到:如果把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说成“复关”,这个关就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关。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的巨大影响,使中国重返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这个政治外交课题,同时变成了事关改革开放大业的经济问题,使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不仅给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赋予了丰富内涵,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斗争为经济这个中心服务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
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首先要接受关贸总协定对它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关贸总协定带有强烈契约性质,它的成员不叫“成员国”,而称“缔约方”——签订合同的一方。这个“合同”就是关贸总协定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制定的管理和调节国际经济贸易运作的一整套国际规则。由于它的契约性质,关贸总协定在接受新缔约方时,就要认定申请国是否具有履行这一套国际规则的基本条件。对关贸总协定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申请方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因为几乎所有缔约方都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规则运行。如果申请方不实行市场经济,新缔约方将会游离于关贸总协定管理的世界市场之外,只有象征意义。
为了认定中国复关的资格,关贸总协定在1987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着手审议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按过去的观念,中国不能在国际组织接受其他国家对自己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那意味着“内政的干涉”。然而,1987年的中国毕竟已对外开放近十年,我们逐渐认识到要对外开放,就要外界了解中国,包括了解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何况实施对缔约方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机制,是关贸总协定的国际惯例。于是中国的谈判班子开始在日内瓦接受“审议”,面对一百来个缔约方铺天盖地的问题,“审议”过程很艰苦。
中国谈判者的最大困难是怎么解释清楚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能说是搞市场经济的,又要说明现行经济制度使我们有能力履行关贸总协定这套以市场经济为根本的国际规则,因此应该尽早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当时,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引发了无数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运行时,有时以计划为主,有时以市场为主,这就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与市场不可能结合,不是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面对这些质疑,中国的谈判者试图说明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但同时又在思考:在中国,整个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所决定的基本运行机制又是什么?
关贸总协定的许多缔约方指出,在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经济,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因此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
这的确是对中国经济体制一针见血的“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