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要处理好基础性产品价格改革与物价调控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资源价格改革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又要运用财政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物价承受能力。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和高污染问题严重。并且,尽管面临着能源供给的硬约束,高能耗、低效率的状况却一直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与当前能源价格被扭曲有直接联系。价格信号及时、正确地显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
四要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出口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人民币汇率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要切实关注出口企业生存状况,为其提供调整过渡期。人民币升值在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抑制输入型通胀、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给我国劳动密集型、贸易加工型、中小型出口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发展方式转变强调经济内生增长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
五要处理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既要积极稳定物价、管理好通胀预期,又要防止经济过快下行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改变当前五个依赖,实现五个再平衡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转向何方?如何转?对此,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辜胜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今政府和企业共同的重大使命。如何转,这是宏大的命题,需要战略性的思维。我觉得关键是要改变当前五个依赖,实现五个再平衡。
第一,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方式,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内需与外需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存在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过强、环境污染过重等问题。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充分暴露了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在2009年8.7%的GDP增速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的公共投资,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动力不足。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坚持扩大内需作为国家长期战略。这个非常重要。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最大的内需所在。城镇化是创造需求的引擎,能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比重上升到2/3,我们年均消费总额可以从10万亿元提高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
第二,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廉价要素成本优势,采取低成本竞争战略确立起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却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面临“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润”的尴尬。以iPad生产为例,苹果iPad最低售价为499美元,中国企业的组装费仅获得11.2美元,利润率在2%左右。当前,劳动力、原材料、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多重因素推动我国企业逐步进入高成本时代。为此,在“十二五”期间,要把创新作为化解高成本的有效手段和分享价值链高端利润的有效途径,要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改变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局面,使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
第三,要改变过度依靠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这几年经济增长,房地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各行各业的先导,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多个,已经成为地方经济最大的支柱。但如果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经验教训应值得我们深思。所以,我们要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发展的多元支撑。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努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我们要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并采取有效的财税优惠,引导游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第四,要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发展方式,实现低碳、绿色、集约发展。过去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大。“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化模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当前,努力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向“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转变已势在必行。为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通过建立技术引领机制、完善结构调整机制、健全政策激励机制、建立市场诱导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机制等手段,推动节能减排的国家战略思想转化为全社会的实际行动。
第五,要改变过度依赖非均衡增长的发展方式,实现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我们的消费率之所以偏低是因为分配结构不合理。据有关统计,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差距从上世纪80年代的1.8倍扩大到2009年的3.3倍。行业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4倍扩大到2008年的15倍。各阶层和各地区收入差异也在逐年拉大。目前,国外中等收入阶层接近整个社会的40%~50%,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更高,而我国2008年中产阶层比重相对较低,仅22%左右,难以发挥中产阶层社会秩序“稳定器”的作用。因此,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应成为“十二五”时期的改革重点。我们过去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需要“让大部分人中产起来”。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和企业联手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共享。
辜胜阻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研究领域集中在宏观经济与政府管理、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创新与高技术产业、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等方面。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软科学》、《改革》、《人民日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应对危机之策与经济转型之道》、《民营经济与创新战略探索》、《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等专著三十余部,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三十多项。
<作者>=记者潘永东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