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全喜，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历任南开大学财务系主任、南开大学EMBA中心主任、南开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华燊侨心扶优助困奖学基金秘书长、天津市管理学学会秘书长、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特约研究员、海信学院副院长和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着高速发展，GDP平均增幅在10%以上，但居民劳动报酬在整个GDP中的占比却呈现下降态势，这说明居民并没有更多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实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眼下，需要大力着手让其他人共同富裕起来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1%，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6%。从数据来看，无论是GDP还是CPI都出现下降趋势，但在专家眼里，虽同为“双降”，却有着不同的含义。CPI虽回落到3%通胀警戒线以下，但通胀隐忧仍然不容忽视；而GDP增速的回落，则让一些研究人士担忧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可能使经济面临滞胀的威胁。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何在？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在哪里？针对这些热点问题，本报独家专访了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王全喜。

　　产能货币同时过剩中国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2009年，世界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不同版本的刺激计划。2010年，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因刺激计划引发的不同经济风险。王全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分析了国际经济的走势，在他看来，2010年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欧元区经济呈明显收缩态势。美国核心CPI出现急剧下滑，美元流通速度明显下降，宏观经济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而对我国国内经济走势的判断，王全喜教授则归纳为通胀隐忧下的经济紧缩，一方面天量的货币投放放大通胀预期，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在今年出现放缓，二者合力下使得中国增加了进入滞胀的风险。“2009年，4万亿投资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共累积了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2010年上半年货币信贷4万亿，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2万亿，但货币供应量还是较为宽松的。这些天量的货币供应，无疑会导致通胀的预期。”

　　而更让王全喜教授所担心的是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王全喜分析认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均面临不确定性。首先，2009年GDP顺利“保八”大部分依赖投资拉动，当初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基本集中在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这种局面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其次，消费拉动经济效果也不明显，居民购买力远远不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6个百分点，远远低于资本形成对GDP拉动的8.0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失衡，有钱的人需求弱，而没钱的人又没有消费能力，所以刺激消费的政策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再次，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去年出口对GDP拉动为-3.9个百分点，今年面临的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产能过剩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在投资乏力、消费不足、出口受阻等不利因素下，产能过剩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这样就容易形成经济增速停滞不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由投资拉动的。虽然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是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但政府不可能无休止的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上去，尤其是产能过剩的行业。因此，经济转型势在必行。”王全喜分析未来经济增长时指出，很多人还没认识到，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开始，“一方面，去年实施的增值税改革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这样一来，降低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的成本，从而推动企业的技术设备的改造和更新；另一方面，今年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提高用工成本。这样，就会促使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从长远看，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提振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不过，正如万物皆有两面性，企业产业转型短期内亦存在一定负面效应。王全喜指出，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短期势必带来劳动用工需求的减少，又会造成就业难和失业的问题。“当然，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可使负面问题迎刃而解”。第三产业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明显，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在70%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对就业贡献率在50%左右，第三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同时，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当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时，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大规模启动，这不仅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影响深远。

　　王全喜总结说，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到了不得不转的时刻，这需要政府职能与时俱进的转变，需要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现阶段，面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采取一些投资拉动措施避免经济过快下滑不可缺少。调控虽有必要，但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要坚持改革，包括政府的改革和经济改革。”

　　化解贫富差距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拉动消费的根本措施便是收入分配的改革。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着高速发展，GDP平均增幅在10%以上，财政收入在20%以上甚至将近30%，但居民劳动报酬在整个GDP中的占比却呈现下降态势，这说明居民并没有更多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实惠，也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王全喜指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生活普遍改善，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居民消费长期偏低，主要是多数居民消费能力低，而不是消费意愿低。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改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很难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也会被拖延。

　　王全喜进一步指出，居民收入的失衡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从各种统计数字来看，居民工资增幅并不小，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却表示没有感觉工资增长呢？为什么有工资‘被增长’的质疑之声呢？原因很简单，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存在不均衡的弊端。统计数字往往用的是平均数，平均数会掩盖贫富不均的问题，比如说，1个人工资增加了2000元，而另一个人工资没有变化，平均一下就是每个人工资增加了1000元。”

　　王全喜表示，要化解贫富差距，一方面要改革分配体系，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了效率，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目前看来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眼下，面对较大的贫富差距，需要注意公平，该大力着手让其他人共同富裕起来了。我认为在改革分配体系的同时，亟需从四个方面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其一，教育，要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得起学；其二，医疗，要让人人看得起病；其三，住房，让人人有房住，低收入者住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房，收入较高者住市场提供的商品房；其四，让所有的人都老有所养，这样才能改变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贫富差距过大，而又没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肯定是不利的。”

　　无益于调控房价开征物业税等于重复征税

　　“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中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王全喜表示，“正所谓此消彼长，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企业利润过多，居民收入自然会少，我国消费长期萎靡不振，内需不足是不难理解的。”

　　“现今，对房地产是否开征物业税或房产税成为十分热点的问题，支持者说开征有利于降房价，我认为这一税种在我国没有开征的基础。原因很简单，在我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物业，土地是国家所有，居民买房事实上买的是70年的土地使用权和逐年贬值的钢筋水泥。人们在买房时已经向国家一次性支付了70年的土地使用费，再开征物业税等于重复征税，变相加重居民税务负担，国更富，民更穷，拿什么去拉动居民消费？”王全喜说，开征物业税无益于调控房价，炒房者大多快进快出，所谓的物业税难以制约炒房行为，只会增加购房自住者的居住成本。“这么说，房价真就降不了？其实并不难，根据研究，普通房屋的建筑成本每平米不会超过1500元，真正推升房价的是土地成本的一次性收取。如果政府采取对土地使用费分70年分期来收取，摊到房价里的土地使用费就大大降低了，房价自然降下来了。如果政府对建设公益性的社会保障房用地免收土地使用费，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成本才6万多元，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也能解决。”(今晚经济周报记者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