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6月2日中证证券研究中心在《二次去库存来临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中的判断，历经一年时间快速反弹后，下半年中国经济库存压力巨大，增长面临回落风险。站在2010年“中场”的节点上展望未来，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现象集中出现，触动并提醒我们可以也应当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一些，用历史的视野去探索“我们在哪儿、将往何处去”的命题。

　　中国经济二十年增长实际上是以富余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获取相对稀缺的资本这一过程。结合当前的经济现状，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红利不断消耗，无限供给时代正在结束，原本稀缺的资本反而变得相对富余，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逐渐变化，这很可能预示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周期尾巴。在世界经济同样发生剧变的今天，如何顺利度过大周期的末尾，如何开启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在认真研判中国当前形势的同时，不妨利用他山之石，来打磨中国这块好玉。

　　廿年增长路径回顾

　　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生产要素的活力，最近二十年增长大周期根本上开始于制度红利。一方面，改革使得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并用市场化的手段对其定价，这从客观上释放出富余的劳动力和资源，也暴露出资本稀缺性，人口红利、资本积累和再投资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贯穿二十年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开放(以及其后加入WTO)打开了国际市场，劳动力和资源的禀赋成为比较优势用以换回对外债权积累。在流入这个层面，不断买入先进技术来进口替代并最终实现出口升级，同时进口本国稀缺的资源品，输入通胀风险加剧。

　　以2000年前后划界，二十年经济增长可分为两个部分，呈现两个重要特征：首先是投资形成供给然后部分通过出口消化，资本形成总额和贸易盈余依次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是在第二个十年初，我们加入WTO打开国际市场，贸易盈余对经济贡献比上一个周期大出许多，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也空前提高；其次是增长和通胀在产能循环中规律变化，形成了经济周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外依存度提高，第二个十年中国发生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这与此前情形大为不同。

　　但对比前后两个阶段，经济肯定不是简单循环：二十年内中国经济工业化水平提高了，城镇化水平接近50%，实现了产业升级。同时，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积累了可观数量，这从国家层面上保证了流动性充沛。

　　我们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增长，是天然富余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体制改革红利催生下，不断获取相对稀缺的资本的过程。也正是由于稀缺性，才导致资本从增长中获得了更高比例分配而其他要素报酬比重降低。但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果说中短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财政货币政策来调控，那么大周期的变化则是人口和技术的函数，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较量。

　　过去二十年的增长，是天然富余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体制改革红利催生下，不断获取相对稀缺的资本的过程.三驾马车亟待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