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股的一根阳线，让所有以全球金融危机遮掩A股下挫事实的人闭上了嘴。令人绝望的10月，最后一周有了生气：道琼斯指数上涨11.3%，创下1974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0.5%，是1980年1月以来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周。

　　中国股市难免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A股市场跌在前，没有随国际市场有起色，人气低迷到极点，深市周一成交量可悲地停留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下；我们也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去年股市开始下挫时，中国实体经济花团锦簇，沿海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难以引起关注；今年的两税合一大利好还没有释放，本轮股市下挫是因为实体经济下挫的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实体经济、全球金融危机都对中国股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他们只是雪上加霜，而不是制造雪的罪魁。中国资本市场下挫的主因在内部。

　　各种论调泛起，救市无用论，不该救市论，救市不到位论等。救市无用论是可笑的，如果政府不以股改救市，中国股市现在还停留在998点难以翻身；不该救市更是胡言，去问问快要丧失蒙牛控制权的牛根生，股市该不该救，乳业该不该救？A股市场救而不起，是因为救市不到位，因为有关方面没有勇气直面股改后遗症，没有决心改变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小非问题，以及附着于大小非问题上的新股高溢价发行难题。

　　各项救市政策着眼于实体经济，而没有针对资本市场，即便针对实体经济，也没有起到预定的效果。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已是定局，两个月内三次降息。贷款增长幅度从去年的逾17%降低到最近几个月的约14%，有迹象表明，商业银行继续惜贷，他们担心未来中小企业的风险，没有动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而积极财政政策动辄上千亿元资金必然主要流向国企。

　　针对资本市场的举措大多小修小补——增持与回购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自觉，一些企业暗度陈仓，表面增持暗地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或者再融资规模比增持大得多；减少印花税与投资者所受到的剥夺相比，不过是毛毛雨；熊市推出融资融券不过是奖励给大券商的开胃菜。在笔者眼里，真正起到基础制度纠偏作用的是把现金分红与再融资金挂钩，以及赋予类别股东表决机制，但据周洛华先生的计算，我国三年现金分红平均30%正是政策出台以前的平均水准，对于A股忘性大、要求不高的投资者来说，分红总比不分好，而类别表决机制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一个小非解禁就能让融资融券热门券商海通证券大跌，没有什么可以解救被大小非魔咒困扰的市场。除了大小非外，没有任何市场参与者得利。

　　不管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资源的倾向性配置。实体经济表现为较短周期内的过冷与过热连续发作，直到2003年，我国才进入GDP连续增长的平稳周期，而那主要是因为加入WTO之后，外贸出口的大幅上升，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1998年到2002年时期的一倍。资本市场表现为长熊病痉挛性发作，不顾实体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表现，这只能说明大多数投资者对于股市收益预期周期性地发生怀疑，他们很难相信这个市场能够善待投资者。不幸的是，多年的收益数据印证了投资者的直觉。

　　周末在西安资本市场论坛上，刘纪鹏先生说，大小非是中国股市的牛鼻子，抓住牛鼻子就能解决核心矛盾。如果再深入一步，大小非是我国资本市场资源倾向性分配的表象，让特定企业圈钱是因，有了这个因，才有了新股的高溢价发行，才有了全流通时代的大部分不流通现象，大小非成为必然之果。

　　必须进行二次股改，这不是否定第一次股改，而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继续深化。有人说改变大小非违反契约精神，笔者认为，只有全流通时代继续大半股票不流通发行、制造大小限、人为设定高溢价才是违背契约精神的产物，从来没有显失公平的交易可以称为契约精神。

　　解决大小非很难吗？刘先生认为不难，在多方皆输的前提下，有许多上市公司自愿锁定。笔者想说的是，如此一来，就打通了股权市场与债权市场，实际上上市公司锁定了股价位置，以特定价格向投资者融资。这违背股市通常规律，但与强制性现金分红一样，却是显失公平的股市保护投资者的利器，让投资者起码可以享受债权人的收益。在中国资本市场环境中，这样的制度，才算是真正为市场着想、为交易者着想的金融创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