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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经济滞胀和萧条,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次危机的根源是福特制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集群生产为代表的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兴起,先后造就了70年代“第三意大利”的快速崛起、80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和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第三意大利”是指意大利的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第三意大利”快速崛起使得意大利成为全球28个最发达国家中排名第5位的国家。
当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程进行理论总结时,本文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体制市场趋向改革的结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以集群生产为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创新及其与国际的接轨,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和竞争优势提升的根源。
集群生产是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主要形式,在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对纵向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替代,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集群生产是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主要形式,在本质上是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美国学者Piore and Sabel在1984年出版的《第二次产业分水岭》一书中,把以集群生产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变革称为第二次制造业发展的分水岭。集群生产是对纵向一体化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替代、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迄今为止,作为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重要形式,集群生产是一个在特定空间集聚的高产出的价值生产和创新网络,每个参与者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生产商、供应商和其他中介机构。集群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能否实现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集群生产不仅存在于传统产业,同样存在于高新技术领域。随着集群生产出现和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夕阳的产品,没有夕阳的产业,产品竞争力背后的主导因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创新。
集群生产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全球经济条件下,远方竞争者无法获得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发展的实践看,集群生产拥有比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更强的竞争力。波特指出,在全球经济条件下,集群生产的竞争优势来自远方竞争者所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在集群生产中,企业之间通过结网和互动中的知识和能力积累,共同应对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来自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更为重要是来自集群内部网络资源的有效整合。从集群生产的运行机制看,它分别从促进新企业创生、能够顺利实现柔性生产和持续创新三个方面提升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
集群生产是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途径。其中,如何实现集群生产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的演化,是集群生产发展的方向
继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后,2005年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第二次经济转型期,即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通过第一次经济转型,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制造大国。但在现实经济中,我国的企业和产业活动的主体是以生产为导向的,并且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如何实现企业和产业活动的创新导向,通过集群生产加速中国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
环渤海地区拥有建立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优越资源条件,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制度创新空间的放大和民间资本的启动是该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涌现的重要前提
从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看,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都存在着极化趋势,即越来越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其中,以北京和天津为主体的地区拥有建立创新型产业集群所需的优越资源条件和制度创新空间。
近年来科技部的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的科技资源存量和进步水平始终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何通过集群生产放大这些自主创新的潜在竞争优势,是天津和环渤海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对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最大机遇是放大了制度创新空间。如何借助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时机,通过制度创新启动民间资本,促进集群从生产网络到创新网络的转变,是当前政府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从中国经济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看,政府职能应当从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环境的转变。其中,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金融制度的创新和创业型政府的建立,是天津通过集群生产的创新网络率先发展创新经济的关键政策变量。
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的真正内涵是中国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示范区,而中国创造必须依赖具有真正创业精神的民间资本的启动、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创业型政府的出现。
对于滨海新区和整个环渤海地区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的真正内涵是中国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示范区,而中国创造必须依赖具有充分创业精神的民间资本的启动和创新网络的形成,创业型政府、大学和社会的构建。(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