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体制模式和发展格局的双重过渡，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从低收入型经济向中等或中低收入型经济过渡。在双重过渡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提出的“阶梯形”变异的公有制经济倒“U”曲线理论：在经济发展方面，随着人口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差别、总收入中生计收入之外的剩余部分与生计收入的比率、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将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而这三个因素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最终将导致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形态。在体制改革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调减和非国有经济的壮大，资本收益对分配差别的影响越来越大；“减员增效”等措施的实施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使许多人由隐性失业变为公开失业，或由正式部门转入非正式部门；工薪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会使职工的生计收入以外的收入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以上体制改革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使收入差距的整体格局发生跳跃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如下规律和特征：
第一，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全国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635上升到1999年的0.4129，据有关机构和学者估计，目前基尼系数可能处于0.4至0.45之间。从总体看，我国尚处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阶梯形”的“倒U曲线”前半段；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但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正在减缓，正逐渐接近收入差距由扩大变为缩小的转折点。
有学者认为，在劳动力流动障碍不断消除、人口流动明显加剧的背景下，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到短缺的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而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收入差距的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在时间上是重合或者略微提前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目前我国正逐渐接近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在未来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将逐步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第二，占居民全部收入85%以上的正常收入没有出现全局性的、整体性的两极分化，在双重过度背景下出现的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非正常收入所引起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全部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我国是一个以二元经济转换为特征的发展中的大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同时，我国正在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体制因素所造成的显著的行业差距和制度空隙所造成的非正常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如果不考虑城市居民的隐性补贴和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城乡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随后提高并达到2006年的3.3。世界银行和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人口由农业进入非农产业，我国的城乡差距反而出现扩大的现象，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虽然在提高外来务工者政治经济待遇和保障其合法权益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城市倾向的政策下，许多外来务工者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较低，在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 2006年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东部地区的66%和65%，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东部地区的63%和50%。
在行业差距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近年来，非正常收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发生，已经成为导致居民收入差别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产阶层队伍，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谐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2)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教育状况，缩小人们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
(3)消除城市偏向的二元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住房制度、用工制度等障碍，加强劳动力市场规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削弱富裕阶层具有更高教育回报率的“马太效应”影响。
(4)在垄断性行业中引入必要的竞争，同时结合必要的规制手段与政策，使原有的垄断厂商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保持高效率运营并获得合适的利润率水平。
(5)加快经济体制配套协调改革，消除多重制度并存，弥合设租的体制缝隙；对各种违法活动加大打击力度，减少非正常收入的产生。(任重 谢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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