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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经济增长是否必然要以牺牲生态环境的质量为代价?环境污染又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是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经历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变动轨迹。Grossman和Krueger两位经济学家在1991年首次提出了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所谓的规模效应是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随之增长,从而使得环境质量水平下降。结构效应指的是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时,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大幅增加,从而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的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资源的消耗率、污染物的排放率降低,环境压力将得到缓解。技术效应指的是技术进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严重的技术被清洁技术所替代,并且提高了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相同的产出下,资源的损耗和产生的污染都少了,从而改善了环境质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共同决定了一国的环境污染水平及其变化速度。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中心出现由南向北推进的趋势,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三省两市的环渤海地区的GDP总量由1995年的13035.93亿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7205.9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1.4%上升到25.7%。与此同时,环渤海地区也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以工业废气为例,在1985年至2005年期间,这一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持续增加,由1985年的23346亿标立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79684亿标立方米,增长了2.41倍。环境压力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要求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重新作出选择。
总体上看,环渤海地区三省二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废气污染呈现出如下规律:第一,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污染压力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具体说来,环渤海地区的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实际GDP之间呈现倒“U”形的曲线特征;从整体上看,这条倒“U”形的曲线呈现出向上倾斜的趋势。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近几年来,环渤海地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工业废气污染水平呈现出持续增加的特征;另一方面,工业废气污染恶化速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呈现出先减缓后加速然后减缓的特征。也就是说环渤海地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工业废气污染存在一个先相对改善后恶化然后改善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假说。就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污染从整体上看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尚未达到或者说正在接近环境压力得到改善的转折点,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一地区很可能仍然面临较大的环境压力,但工业废气污染的恶化速度将有望逐步放缓。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工业废气污染的恶化趋势可能得到逆转,最终导致工业废气污染的水平下降,实现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第二,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正在经历一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即从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到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早期轻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工业废气污染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工业废气污染的恶化速度也相对缓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重化工业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导致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增长率持续上升,工业废气污染与人均实际GDP之间的曲线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在后期,随着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单位总产出的污染会随着经济总量的提高而降低,工业废气污染的恶化速度呈现出减缓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至2005年期间,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一直持续增加,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各省市之间却有较大差异,比如,北京、天津两市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河北等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增加。这一点说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北京、天津两市具有更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整个环渤海地区的重化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如果第二产业部门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则重化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将会抵消产业结构变迁导致的结构效应,这将使这一地区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压力。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第二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随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环境压力最终将有望得到缓解。
第三,环渤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不是工业废气污染加剧的显著原因。在我们所考察的1985年至2005年期间,环渤海地区的外商投资持续增加,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大幅增加。以天津为例,1985年天津市的外资依存度为0.74%。截至2005年年底,天津市的外资依存度高达7.37%。而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加并没有显著地引致工业废气污染的加剧。我们推测环渤海地区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对于投资项目设有一定的“门槛”,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现象并没有在环渤海地区出现。
第四,以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这个污染浓度指标为考察对象时,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具有一定的个体差异。北京、天津两市可能具有更高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对于河北、辽宁、山东三省来说有更大的环境压力,原因在于个体之间具有不同政策环境、资源禀赋、增长路径、发展阶段等等。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以绿色GDP引导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换;通过产权明晰的制度安排和市场化的环境资源定价机制,以及资源税、污染税等经济杠杆,调节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向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转化。
2、污染防治要依靠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实行源头和生产全过程的控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力推动第二产业部门节能型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促进高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以清洁技术代替污染技术,减少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从开发建设的源头控制生态破坏。
3、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优化进出口结构,提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能源消耗少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继续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有利于减缓环境污染压力的领域和部门,诱导环境友好型项目的建设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4、完善环境法规、标准和政策,强化环境管理,加大环保投资,实施科学、合理、稳定的环境政策。(作者任重2006年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