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9日，作为国六条的实施细则，九部委关于房地产调控的联合《意见》经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与去年的《意见》相比，今年《意见》的主旨有些变化，或者说，根本方向和原则已不一样。
该次《意见》集中强调了民生和民声。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住房供应结构的调整被冠于全篇之首，稳定房价被追列于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抑制房价过快涨幅被当作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而在去年的《意见》里，投资规模过大则是国务院比较担忧的事情，至于供给结构，国办没有在自己的引语里着重提及。
调整住房供给结构的任务在本次《意见》里充满了行政指令的意味。一方面，《意见》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今后五年里，普通商品住房将是重点发展的居住类型。而且还以一种比较强硬的命令口吻要求，今后新审批新开工项目，中小套型要占开发建设总面积70%以上，有例外也需要报批。
另一方面，强调要有序地逐步完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这也是去年意见里所没有的。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实际上就是要完善梯次住房消费和供给制度，这其中最基础的问题是基本住房保障的实现和普及。多年以来，虽然不时有构建梯次住房消费的呼声，但由于缺少对基本保障的详细指导，加之执行层面的有意不作为，淡漠意识一度横亘市场，使梯度住房缺乏可操作空间。本次《意见》则为构建梯次消费市场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有了政策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调整供给结构的明确意见，诸如税收、信贷、信息披露等其他有区别有细化的规定，主要也是围绕调整供给结构这一核心要旨出发的，其服务的对象也不再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简单概念，而是“群众”、“消费者”、“市场”等具体受众，也就是说，《意见》更多关照了个体公民的权益。
《意见》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人们一直期待着的问责制就没有出现，《意见》只强调要对一些矛盾和问题较突出的地方进行通报批评，力度犹显不足。基于这一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又跟着出现：国六条和《意见》是否具备了被执行的基础，会不会和从前的一应类似政策一样，出了中南海，却下不了基层，形成一种典型的精神安慰？
我们不希望本次意见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安慰，但有太多的经验值得令我们有此猜疑。房地产调控不是近两年的事情，调控政策同样并非一时之策。观察中国历年来的市场调控文件，我们差不多都能发现，文件精神是好的，原则是对的，方向是人性化的，用心是良苦的。但因为制定和发布决策的人并非终端执行者，政令和措施的操作又有一个流程与分工，隐约会存在一些链条脱节现象，这就弱化了政策本身的方向感、命中率，以至背离初衷，适得其反。
房地产调控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稍有偏颇就可能付出更昂贵的成本。对于那些执行部门来说，令行不止、有意为之、漠视或抵制决策往往很容易引发市场的恶性走势，加剧社会和经济的多重矛盾，使人们对政策、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动摇和不满，由此导致公信力危机。
当前的调控，不仅要针对市场，更主要还应针对执行层面。我们不妨把这场调控看成是对利益的调和、重构或再分配，多年间，执行层面又与利益链密不可分。人和市场的本性要求利益的最大化，调控则要求他们放弃或牺牲自身利益以换取秩序与稳定，这可能会有困难。但我们都知道，官员是不应该做生意或插手经营的，在缺少一个自觉且良好的施政氛围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先对政府系统进行一次调控和管制，这种调控可能更棘手，但又最是必要，否则市场调控永远不会令人满意。
有鉴于此，问责制的缺失将削弱《意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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