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6日傍晚，上海有雨。
办公室窗外，陆家嘴的霓虹灯光，也时而淋漓，时而温润。窗内，一纸巴掌大的“迁沪落户确认单”安静地躺在办公桌上，“上海人事局”的红章，盖得潦草而浅淡，像一只模糊的眼睛。寥寥三四行铅字公事公办地写着：
因工作需要，同意×××壹人(身份证号×××)从北京市迁入本市落户。
女儿的准迁证也在旁边搁着，不同的只是，“工作需要”变成了“随迁”二字。
就真的要成为上海人了？
想起我的家族和上海的百年纠葛，想起客居上海却坚持不迁户口这十年以来的种种不便，想起当年从复旦毕业一门心思对京城的向往，想起上海同事的恭喜和北京朋友的嘲谑……
一时间百感交集。
命中注定，我是一个飘泊的游子。生在哈尔滨，长于沈阳，就学在上海，工作在北京，四座城市见证着我的幼年、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没有想到的是，人到中年，我却终是落户上海，这算是一种叶落归根吗？
上海于我，曾是个极遥远的仙乡。
小时候，喜欢收集糖纸。把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纸用手指细细地熨平，平到什么程度呢？摊在手心里都会被手心那点热气熏得边角微微卷起，就像是托起一缕清风、一片月光、一种凉而甜的感觉。
上海，那时对我而言，就是一张光滑而华丽的大糖纸。我所有的幻想和欲望，都被包裹在这张糖纸里蠢蠢欲动。在一个感情和物质生活都极为粗砺的年代，一个北方小女孩的幻想，有时候不得不被压缩成一块糖果。而我记忆中的上海人，就是糖纸上的小人儿，平平地贴在我的心房里，遇到潮湿而温暖的天气，他们就会微微卷曲成一个个立体而鲜活的生命。
攒糖纸的乐趣，恐怕就在于让齿颊间的甜味，在心里留得更久些。可怜的是，糖纸太少了，且多是很粗糙的油纸包的那种一分钱两块的果糖，油纸用手指一搓就破，褶皱也熨不平，只能滥竽充数。
于是，我在小朋友中的“声望”便出来了。
瘦小的我，在跳皮筋、跳方格、扔沙包一类的游戏中，总是最笨拙的一个，但是，糖纸却是数我攒得最多，也最漂亮。巴掌大的玻璃糖纸上印着小动物、花草、小房子等等，色彩鲜亮而甜美，迥然不同于比比皆是的、印有最高指示的其他印刷品。我每每小心翼翼地打开那本收藏糖纸的《联共(布)党史》，展览给小朋友看，心里就兴奋得“扑扑”直跳，得意非凡。
这得意其实全然是上海带给我的。
我的前生，大约和上海签过一份神秘的契约。那契约就一直钉在我的脚心，让我总是身不由己地朝它走去。
我的父母祖籍都是江苏南通。父亲生于上海，长于上海，母亲生于江苏，长于上海，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参军离开上海，又在“文革”中转业到了陌生的东北城市沈阳。而我的爷爷、奶奶则至死未离开上海，我父亲的七个弟妹也一直生活在上海。我们家和上海的渊源深不可测。
“文革”开始时，我三岁，被火爆的抄家场面吓出一场高烧，这使妈妈下决心让我们姐妹到上海暂避一时，逃过武斗，也为了不使爸爸挨斗、挨打的情形再刺激我们。这样，我在上海的幼儿园呆了一年有零。沈阳的武斗稍稍平息后，我和姐姐回到东北，但仍时不时地从偶尔来沈阳出差的叔叔和姑姑那里，得到上海的童装和上海的糖果，更时不时地以差不多每年一次的频率，去上海度寒假或暑假。
于是，我在搜集糖纸时稳操胜券，还总穿些来自上海的“奇装异服”，由此被周围的小朋友视为“小上海人”。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小上海”有许多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不吃馒头而吃米饭，吃被东北人视为“细粮”的小米时，居然还会呛嗓子；吃饭时不说“夹菜”说“搛菜”；洗澡时不说“搓泥”说“搓老肯”……。
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已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多少上海的奇迹与上海人的骄傲已黯然失色，只有在我这个对香喷喷的上海真正是浅尝辄止的“小乡下人”眼里，才那么亮眼诱人。
还是“小把戏”时，每每牵着妈妈的手，赶去上海的火车，一进站台，看到那铁青着脸静静地等着我的长龙，想到它后天就能将我载到上海，我的心就狂跳不已，连小身体都止不住微微颤抖起来。每一次都如此，我无法逃离自己的颤抖。我总是装作不经意地把手从妈妈手中抽出来，怕被她感觉到我的颤抖。我无法向她解释我的激动，连我自己都感到自己的可笑——有什么可以激动的呢？不就是去个上海吗？
在我眼里，火车永远是和上海联在一起的。在二十岁以前，我不曾搭火车去过别的任何地方。以至于后来走南闯北之后，不管去哪儿，还是一进站台就本能地想到上海，眼前一片迷离，出现的总是上海雨中的南京西路，湿漉漉的霓虹灯光蜜似地流进眼帘，粘住我的睫毛。
闪闪发亮的上海，让我感到异样和神秘，充满一种说不清的诱惑，引诱你走向甜蜜的深渊。为什么想到上海便有一种犯罪感，完全与我童年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红彤彤的文革年代，却一直遥想上海的“光明”牌紫雪糕、“大白兔”奶糖、“凯歌”(现在又叫“凯司令”了)的裱花奶油蛋糕时，当然免不了会自惭形秽。
那时候，我自以为很明白为什么好八连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抵御南京路上的香风毒雾，天呐，实在太“香”了——我家的祖居，在贴近南京西路的茂名北路石库门中，几乎一拐弯就到了向阳儿童商店，再往西走几步是凯歌西点店。穿过马路便是拥有无数“香”东西的上海食品商店。往东呢，走不多远就可以拐进“王家沙”，那里的虾肉馄饨鲜得让你咬舌头。就是不出门，那些挑着担趸进弄堂里的摊头上的小馄饨、油墩子、炸臭豆腐，或是包着热腾腾的油条的粢饭团，黄焦焦、甜沙沙的“老虎脚爪”，甚至隔壁“胭脂店”里更不起眼的盐金枣、话梅、拷扁橄榄，也是东北小朋友做梦也想像不出来的天上美味呵！
记得在我和小朋友上学的路上，关于上海的奶油蛋糕，曾经是一个持续了很久的话题。无论我怎样费力地形容，小朋友们还是无法想像裱花奶油的模样和滋味。“像肥皂泡沫？那有什么好吃？”“像堆起来的云彩？像刚下到地上的雪？很凉吗？”“像棉花？那怎么会含进嘴里就化了？”……
上海在我心中的地位，如同现在被许多国人神化了的美国。而我每一次去上海的激动，也就远比现在出国时更为强烈。
现在可以坦然承认了，儿时对上海的狂热，全然是由于美食的诱惑。
我一直到很久以后，还偏执地认为，上海人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在全国困窘的年代里，上海人也没吃过苦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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