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已经年迈，但你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冬日下午的阳光，带些慵懒地照在位于香港北角的这间偌大的办公室里。窗外，维多利亚湾湛蓝的海水一如数十年前，一个叫查良镛的年轻人初来香港的日子。
那时候他25岁。身无分文。后来他改名金庸,成了著名报人,成了一代武侠小说的宗师，成了“千古以来以文致富的第一人”。
他见证过香港文化从起步到繁盛的各个阶段并参与其中，培育和积蓄了大量人才。他是一个报人，也是著名影评人，甚至还是导演，到最后，还提出了香港回归后基本法起草的“主流方案”，确立了目前香港政体的基本框架。
他总是在创造新闻和被新闻追逐。与内地高官过往甚密，屡次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去年的浙大博导资格事件,刚刚平息,他又宣布以八十高龄，去剑桥大学读历史，做一个老学生；在全世界疯狂改编他的著作搬上电视荧屏的时候，他也不甘寂寞，一直在修改自己笔下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人物形象的命运。
他命运多舛，婚姻坎坷。先后有三次婚姻，几个孩子,似乎都在他光辉的阴影下生活。他也曾失去过一个成年的孩子，至今，仍然没有人敢问他这个问题。他不甘寂寞的晚年生活,缺少了儿女陪伴,在香港、澳洲和英国剑桥,几近寂寞地度过。
他的作品已经印刷过上亿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金庸流传。
但我丝毫不能把想象中那个有无数传奇的近乎英雄的人物和面前这个老人联系起来。他应该不像乔峰也像郭靖，至少该像段誉。当他从办公室的一角走过来欢迎我们的时候，我显然是失望着并好奇着，这个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的老人,说话平淡，简单，究竟有什么样的能量能够影响到这世界上近乎一半的华人？
像传说中那样，他是一个温和而细致的人，仪容整洁，带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和蔼。拍照时，他微微有些羞涩和紧张。手里拿着一张从杂志上取下来的塑料封套，卷成细长的棍，不停的玩弄。我的镜头一直在躲避那闪烁的光点，看到他略带腼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举止，在这数百平米环绕书架和海景的大办公室内,格外显得孤单。
他的门口,那幅对联依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的背后，满满三个通壁书架里,摆满了各式版本的他的书。他似乎不能对应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但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出自他的笔下——金庸，到底是一个侠客,还是他自己所称的庸人？
我对唐代有新的见解
记者：您在剑桥的生活如何，现在主要是在攻读学位吗？
金庸：在剑桥,每天读书4到5个钟头。现在不用工作了，读书是很大的享受。以前办报很辛苦,每天要写一篇社评，写一篇小说，要看新闻，还要给记者布置任务，教记者如何去采访,怎么做新闻。
现在我在剑桥念历史。一星期念两次，我去学校一次,老师来我家一次，一次2个钟头。外国大学跟中国不大一样，单独一个人教学。每次五六个硕士和博士一起读，老师找了很复杂的古书来读。除了读书外，我在牛津大学还有一个工作,那里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我是高级研究员。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剑桥，是通过考试进去的吗？
金庸：不是。2004年,他们给我一个荣誉文学博士。我没有大学和硕士学位，进入牛津、剑桥很难,即便英国人也很不容易进去。我大学没有毕业，曾经在上海念书，但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当时上海快解放了，一打仗什么毕业考试都没有了。我没有大学文凭和硕士学位，他们要我重新念硕士学位，再念博士学位。
记者：您读的博士具体研究什么？
金庸：是关于唐朝的，但现在我不能宣布，内容也不能讲。一讲出去，别人拿去发表了，我就糟糕了；学位也拿不到，念书也评不上去了。
记者：以前您的小说中较多涉及宋、明、清的历史，现在做研究为什么选择唐朝？
金庸：因为我有新的见解，别人没有写过，我可以写。我写宋朝和大理,看了很多书，也容易写，但有人说那个课题别人研究过了，就不能写。研究宋朝的人,没有新的见解就不能写。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出一本自己的史学专著？
金庸：中国历史很难研究，我自己有一个观点，等这个观点研究透彻了再说。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因为民族融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因为阶级斗争，所以我要写得很理智，具有说服力，这本书很难写。我还没有开始，但我知道一写出来就会被人家骂。
记者：听说您已经辞去了浙江大学的博导职务？
金庸：是的，已经辞去了，学校方面也同意了，但仍然保留了教授资格,说欢迎我养好病之后再回去。薪水没有了，而且我还有10万多元的薪水没有领，成立了一个金庸基金会,大陆有些学生很苦，交不起学费，这是为他们成立的。
办报纸很难,做学问更难
记者：您觉得《明报》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还看吗？
金庸：《明报》可能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之一。现在我研究历史，把《明报》卖掉后，我就开始做学问了。现在我基本上不看了，《明报》办得没有趣味。我看《苹果日报》，虽然它办得也不好，但是它消息很多，真的假的都有。
记者：现在在香港办报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金庸：以前我们办《明报》，出了问题，政府马上要处罚5000港币，还要坐牢。所以报馆会花200块钱请一些人,专门替报社坐牢。那时候我们的言论不会像现在这么随便，无责任感，但批评政府是可以的。
记者：您和《大公报》也发生过论战吧？似乎是《明报》命运的一大转折？
金庸：是。当时《明报》刚创办，《大公报》是有历史的大报。他们跟我论战，就好象在替我作宣传。后来陈毅出来干预，廖承志也出来干预,让他们不要再围攻了。
记者：您当时写的社论很精彩，是不停修改后的结果吗？
金庸：经常改。我旁边站着排字工人，我还在改。他就说“查先生，无须再改了，得了，要拿去排字了。”整个报馆在等我的这篇文章。我写文章很慢，要写一个钟头，主要是想的时间比较多。倪匡写得快得不得了，我说：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记者：您一直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新闻人？
金庸：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完全自由的，你喜欢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但不能歪曲事实，这很重要，我欣赏这两句话，就是“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
记者：很多人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报人,称您是为民请命,你怎么看？
金庸：这也不敢当，我总觉得老老实实，事实求是，讲话不大有什么畏惧，不为自己利益打算,该讲的就讲了。
记者：您办报时的用人之道是什么？
金庸：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愿意跟我一起搞，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记者：您现在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历史学家,哪一个更合您的意思？
金庸：武侠小说家当然是最成功啦。办报纸很困难,做学问更难了。我学问未必能做得好。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怎么好了。
修改作品，与老友闲话
记者：听说在您最新的修订版本中，您把降龙18掌改成了28掌，但是在《射雕》中郭靖仍然使的是18掌？
金庸：那你就买本新的来看看。《射雕》没有修改，但《天龙八部》有。因为乔峰后来自杀了，没有把这28掌全部传下去。
记者：听说因为这次《鹿鼎记》的结局改动比较大,倪匡和严家炎都劝过您？
金庸：不改了，结局不会变。他们劝的，我都不听,全部不听。人家来劝我，我说你罗哩罗嗦干什么？各人写各人的，你写你的小说，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
记者：那到底《鹿鼎记》的结局有没有改变？
金庸：没有改变。我主要是文字的修饰改了很多。本来说是让韦小宝出家的，因为他有几个老婆，对现代年轻人影响不好。但现在主要是在改文字，以前文字写得不好。文章放在那里要仔细地看，文章要改得越多越好。人家问鲁迅先生：文章怎么写法？他说,你把多余的字删掉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修改后，篇幅少了很多。
记者：您为什么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呢，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一些被大众认可的经典形象了，这样做是不是会伤害读者的感情？
金庸：其实年轻时写文章，那时候比较匆忙,有很多人物当时是不满意的，但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时间了，回头想想有很多可以再好一点的地方,所以就想让它更好一点。
记者：很多人都会吃惊，像您这样一个温文而雅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奇情的侠客作品？
金庸：可能是补偿吧。我自己不会喝酒，但小说里写很多人酒量都好得不得了。可能就是潜意识的补偿心理吧。我自己不会武功，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的事情，就在创作的幻想中发泄、补救。
记者：您现在的生活,除了完成学业之外，还有哪些爱好？生意还做吗？
金庸：早就不做了，现在只剩下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亏本的，有一间office，你们来访问，见见朋友,没有什么业务，我也不大来。
记者：您跟老朋友来往很多吗？在一起主要谈些什么？
金庸：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的，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阳菜，川菜也爱吃。
记者：平时晚上几点睡觉？
金庸：晚上看看电视、看看电影或者读书，随便看看，到12点睡觉。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我都看。
记者：最近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和陈凯歌的《无极》看过吗？
金庸：《千里走单骑》我没有看过，《英雄》我看过一点。大家批评说：不好。我也觉得不好。张艺谋的历史观和我完全不同。他不是历史学家。他说秦始皇很好，跟我的观念完全相反,所以我不同意。陈凯歌最近的《无极》听说也是一塌糊涂，人家批评说不值得看，我觉得花两个钟头没意思，我没去看。
一千个人，一千个金庸
他的最大问题是不肯谢幕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
他的武侠小说大致上都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现在他人还活着,作为作者，他要改动自己的作品，别人也没有办法。其实作品一旦发表，就属于公众，人物、情节等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我无法猜测金先生的动机，其实在我看来武侠小说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当年我写《金庸传》主要是因为他创办《明报》，他曾是一个了不起的报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武侠小说家。
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再高也高不过鸳鸯蝴蝶派，这些小说最初都是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出现，一期一期写出来，是市民社会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现在小说过去这么多年了，再改来改去，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何况武侠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以说已经结束了。广州和花城出版社出的新版本据说远没有三联版卖得好，现在孩子都在看魔幻小说,阅读趣味已经变化了。
他的最大问题是不肯谢幕。他已经有名、有利，武侠小说历史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他也是香港排名亿万富豪榜上的人物了，还要什么呢？他晚年这二、三十年把早年的一些声名慢慢毁了，到80年代为止，或许历史给他的评价更多是正面的。现在改小说,更多是画蛇添足，这就像李白再生，把自己的诗句“白发三千丈”改成“五千丈”有什么意义吗？或者像曹雪芹活过来,让宝黛结婚，以喜剧收场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任何一个作品都是不完美的，但它已经成为历史了。
他有一种健康的游戏心态，并没有自我作古
◎鄢烈山(评论家)
作为一个“新武侠小说”的局外人，我觉得他改编不改编都无所谓。我很少读他的小说，以前偶尔翻了下,没有读完过。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名声有地位、智商颇高的人,他三次改编自己的小说，不仅是他的权利，也必有他要改的理由：或者想改得更贴近时代潮流，比如让韦小宝的老婆少一些,乃至让他厌倦了俗世的追逐而出家；也可能是出于对读书市场的考虑；更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的东西更“经典”。
我觉得他怎么改都有利于他健脑健身呀，表明他有一种健康的游戏心态，并没有自我作古，把自己的东西看成不能易一字的圣经。倒是那些“金迷”把金庸小说比金庸本人还看得神圣！好笑。我相信他没有老糊涂，倒是很理性，比如80多岁了还要去英国剑桥读书，都是有自信的理性的表现。
他还是想当一个历史学家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去年“浙大事件”，我们这些学者批评他，主要是指他不想当武侠小说家或文学学科博导，而硬要当历史学博士生导师，这是“错位”。谁也没有说他是一位不好的武侠小说家，也没有批评他的小说哪些地方有违历史事实。
我觉得他现在改写自己的小说,想使其中一些情节尽量符合历史事实，可能是他想当历史学家心情的表现。前年我见到他时，他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一个小说家，而是要别人称他为历史学者，他强调自己学者的身份。他80多岁跑到英国去拿历史学博士，也很好玩，这些可能都是他的心态反映。在浙江大学，他当历史学博士生导师，遭到学者的非议，历史系事实上也不接受他，这些可能对他都有影响。还有,他自己说要写第一本白话中国通史，其实范文澜、郭沫若早就写过了。他要写出新意也不容易，这与写小说的路子是不同的。
他的武侠小说其中的细节无论怎么改也无关大局。影响已经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他的小说已有定评，无论怎么改，也改变不了已经形成的影响。
我主张不必改，一些破绽可以修补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金学专家)
谈到一些情节的补充,如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其实在以前的小说中就有一些铺垫了，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至于袁承志继承父亲的大业，也是他对人物的理解在变化，身上“武”的东西少了，“侠”更多一些了。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讲述他的《鹿鼎记》结局，韦小宝最后被7个太太都抛弃了。我主张不必改，一些破绽可以修补。比如人物年龄有些错误啊,他人是认真了一点。
韦小宝是他14部小说中最深刻的人物
◎万润龙(《金庸茶馆》主编)
金庸先生改编小说,可能是他3次修订小说中最强劲的。1998年,新闻出版署就有统计,全球有3亿金庸迷。金先生每天都收到很多金庸迷的信。很多读者来信指出哪些不好，哪些地方有错。一些读者甚至要求他不允许他再修改以前的作品。前年，查先生来杭州请《金庸茶馆》的编辑吃饭，我们一个年轻编辑指出新修版《碧血剑》大概有100到200处和原来不同，他和查先生进行理论，查先生听了很开心。
查先生自己很重视读者意见,在改编过程中，也很难以割舍。他事前还专门请教过很多专家,如严家炎、孔庆东、陈墨等等。在改编中，他自己认知也有很大变化。我曾经跟他讨论过，他自己也说过，韦小宝是他14部小说中最深刻的人物、《鹿鼎记》是他小说中最出色的。在我看来，韦小宝是一个可以跟鲁迅的阿Q媲美的人物，他具有中国国民的双重性，是他所有小说中唯一具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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