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新华视点”记者最近采访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试图探究大学收费的标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
“学校从来不告诉我们学费是以什么标准收的”
记者拿到一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一个大二学生2004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学杂费专用收据”，收费内容如下：学费1万元；住宿费1500元；教材费1000元；保险、体检费395元；军训费180元。总计13075元。
“各项费用都很清楚，然而最大一项‘学费’我们却不知道是以什么标准收的、具体是什么用途？”
记者就这位学生的疑问采访了有关人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招生办主任唐芸说：“(1万元收费标准)这不是学校行为。”学院财务处负责人瞿志明表示：“作为一所地方性学校，收费相关问题是由市里规定的，学校只是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收的，你们可以找上级主管部门了解。”
曾多年主持上海市教委财务工作的陈三慰表示，上海松江大学城高校的收费经过财政、物价、教委协调和批准。他说，大学收费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其标准和作用一是跟办学成本挂钩，一是做供需矛盾的调节阀。松江大学城建设投入很大，学校条件更好，有的高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非常热门，因此学费逐步提升到1万元。据他分析，国家在重点部属高校中的财政投入一般仅为学校总开支的30%至50%，市属高校的投入更少。与重点学校相比，这些学校的社会筹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对学费的依赖性大。
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高等学校在向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申报学费标准时，应说明培养成本项目及标准。上海市物价局一位处长介绍，据2001年和2002年的抽样调查，上海高校生均经费支出在2.5万元左右，按照25%的比例，学费为5000元，但是近两年没有新的调查。当记者问起生均经费支出的具体计算方法时，她表示不知道。又问及松江大学城的一些高校学费1万元，是否意味着这些学校的生均经费支出为4万元时，她说，这些高校的生均经费支出物价局还没有统计数据，是特殊情况。
陈三慰本人曾主持过一项为时3年(1996年到1999年)的上海教育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在上海，一名大学生的平均培养成本是2.5万元，最高可达3万元。“这个研究后来中断了，所以现在缺乏准确的数据。”他坦言，一些学生与家长对1万元的高学费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教育部门在学费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好”。他表示，教育部门现在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另一方面应多花精力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学费要收，同时要通过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加大对学生的反馈面。
大学收费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
目前最权威的说法，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今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答。张保庆说，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选取了后一种办法。有关部门对高校学生年均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多年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说。
他认为，大学收费有三个难解之谜：
其一，培养成本该是多少？有资料称，我国大学的教育成本，理工学科是每个学生每年1.4万元至1.6万元，人文学科是1.2万元至1.4万元。“那么这个成本是怎么算出来的？张保庆的说法是，这是日常运行成本，就是老师的工资，加上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1999年计算下来，平均大概一个学生每学年需要1.4万元左右。很多学者说，应该计算直接的培养成本，因为有的教育成本其实不是花在学生身上的。对此，张保庆称，完整意义上的培养成本是很高的。什么叫完整意义？就是要把高校从建立那天起，所有的开支都计算到培养成本里。那样算下来，大概一个学生每年的培养成本平均是4万元至5万元。”
其二，个人应当分担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有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约700亿元，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到36%。究竟多少比例是合理的呢？据张保庆透露，1999年设计的比例是25%，因此当年的学费标准是3500元。而现在要达到5000元甚至更高。
其三，有的大学把一些热门专业上调30%收费，达到7000元、8000元，却不见对一些冷门专业下调收费。“老百姓弄不明白，这是不是在变相涨价？”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莫负春表示，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非常必要，这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目前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还不完善，大学培养一个人，应有一个标准化成本，什么列入成本计算、什么不列入，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规范标准，而且从国家的相关政策里也“很难找出具体计算成本的标准。”
复旦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熊庆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核算“高校学费成本”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程，不同国家对这一话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办学者认为学费应该主要由国家承担；而在美、英等国家的大学，办学者则普遍认为学费更应以市场为杠杆来确定。而在中国，由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对高等教育实施收费制，高校成本核算体系还有待完善，某些教育环节费用分摊并未形成标准：如大学盖一幢教学楼，学生一年应该分摊多少成本？又如，大学科研室设备的折旧费又该怎样计算？再如，大学教授的育人资本又应怎么核算？
熊庆年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教育专家一直潜心研究大学教育成本，但大多尚处于“毛估估”核算阶段，大学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运转信息是绝对保密的，一点儿也不透明，“教育专家们很少能从学校得到相关信息，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大学收费应该举行价格听证
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而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认为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目前，要求高校收费举行价格听证的呼声越来越高。
上海市民刘武麟家住闵行区，他的女儿就读于上海大学中文系。每年定期缴的5500元学费已成为他最大的难题。刘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全家节衣缩食，家庭“重点攻坚”项目就在女儿的学费上。
刘武麟说：“我们搞不清楚每年为女儿交的学费究竟花在哪？毕竟这是我们全家每年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学校能够定期为家长开一个学费听证会，或将学费的使用清单以书面方式寄给家长，“让学费使用情况‘透明’起来就好了。”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说，实施价格听证其实并非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相对于家长而言，学校永远是强势的一方，家长们难免不敢直言。但从现阶段看，既然没有合理而科学的成本核算研究，价格听证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大学收费的透明度，保证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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