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评价结果之一
作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最引人关注一部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排名榜以及评价部分已于日前公布。此前，本报已连续独家刊出了该报告的部分重要内容，并开辟专栏，就金融生态与科学发展观的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的报道，在金融界、学界和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天，本报全文发表该报告三部分核心内容，以飨读者。
根据291个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其所辖县)的金融统计数据，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它们的金融资产质量进行了评估，形成了中国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以上城市金融生态的现实表征(第一层次指标)。
1、各省、市、自治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金融资产质量有比较重要影响。各地金融资产质量状况并不稳定，它们比较明显地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为了深入分析那些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的比较稳定的因素，我们必须以金融资产质量的状态为基点，进一步探讨造成金融资产质量差别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原因
表1归纳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年和2004年的金融资产质量的评分、各年份的排名以及该排名在两年之间的变化。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绘制了图1和图2。
分析表和图，有如下三个现象值得研究：其一，在这两年中，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江苏等省(市)始终排名前六位，而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江西等省则始终排名后五位。这种状况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金融资产质量有比较重要影响；其二，注意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经济较相对落后的省、区的金融资产状况始终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的位次却并不靠前，我们可以推断：其他一些非经济的因素，诸如法治环境等等，也对金融资产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比较该两年的排名次序可见：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19个的位次在两年间发生了变化，变化面达到61%。这又说明,各地金融资产质量状况并不稳定，它们比较明显地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上述三个现象的存在,印证了本报告第五节的分析：各地区金融资产质量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造成的；正因其复杂，其状况在年度间方才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为了深入分析那些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的比较稳定的因素，我们必须以金融资产质量的状态为基点，进一步探讨造成金融资产质量差别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原因。
2、东部、中部和西部
相比其他两个区域而言，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增长率均有跳跃性提高且波动较大，并因此导致该区域各省经济增长的单位波动率高于其他区域各省区
就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金融资产质量最高，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12个省市)次之，而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的金融资产质量明显比东、西部差。注意到这个格局与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对应，本报告不断陈述的这样的观点进一步得到了印证：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决定金融资产质量的唯一因素。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固然只对金融资产的质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却形成影响我国地区金融风险的重要成因，同时也是构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随着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增大，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体系性风险也会有一个显著的扩大趋势；其二，相对于单纯的GDP增长率而言，用GDP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均方差之比表示的单位波动率的增长率对地区金融风险是一个更有力的解释变量。
由此，我们可以对2003～2004年中部地区金融资产质量后退的原因做出解释：在我们分析的这段时期中，相比其他两个区域而言，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增长率均有跳跃性提高且波动较大，并因此导致该区域各省经济增长的单位波动率高于其他区域各省。
3、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
一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其发展一直领先全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不相上下，但其金融资产质量却不仅显著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低于环渤海经济区。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决定金融资产质量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的分析显示：在中国最发达的三个沿海经济区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金融资产质量显著高于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一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其发展一直领先全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不相上下，但其金融资产质量却不仅显著低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低于环渤海经济区。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决定金融资产质量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其他两大经济区域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情况来看出这种复杂性。
先看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下三个原因导致其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其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广东和海南受泡沫经济、金融机构粗放经营、金融监管不力、社会信用环境不佳等众多因素影响，金融风险问题比较严重，支付风险一度蔓延，成为全国的高风险地区，严重地影响了金融业的稳定。其二，信用环境的建设相对滞后。资料显示，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政府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相当重视，近年来在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打击逃废银行债务以及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到2002年末，江苏省有各类信用担保机构119家,注册资金超过16亿元，其中财政出资约5亿元，财政全额出资和财政资金控股的担保机构有104家。浙江省现有担保机构133家,注册资金近10亿元，担保机构注册资金最高的达5150万元，平均为1223万元。而广东省仅有14家贷款担保公司，占全国1.7%，在全国位居倒数第二，仅居海南省之前。这种状况与广东经济和金融总量在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其三,区域法治环境欠佳，金融债权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破坏了金融资本的正常循环。从历史原因分析，这种状况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比较早的地区。由于市场初建，为房地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基础和制度环境几乎是空白，这造成当地的金融风险大多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贷款结构来看，当地的债权担保以不动产抵押为主。由于抵押登记机构分散，登记手段落后，登记的时间长、收费高、透明度低，致使房地产重复抵押、重复登记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由于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比较混乱，致使金融债权纠纷案件的诉讼和执行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资料显示，在2002～2003年，金融机构抵债资产的平均回收率只有50%。
再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内浙江与江苏两省的情况。我们的分析显示：无论是做省际比较还是就城市层面比较，浙江省的金融资产质量都略高于江苏省。究其原因，两省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当地经济市场化程度密切关联，就此而论，浙江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较之江苏省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更容易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在江苏地区,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固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神话”，但也容易形成权力的资本化以及经济发展对过强的政府管制的依赖,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
4、内陆三大区域
西南、西北地区的金融资产质量与东部环渤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不良资产形成的唯一因素。
在东北、西南和西北三大内陆区域中，东北老工业基地以资源型、重化工产业为主导，长期以来以局部的经济利益的牺牲承担着国家执行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本，历史包袱沉重。此外，在计划经济下逐渐成型的体制、机制以及文化心理等因素合成的“东北现象”，在该区域的金融领域同样明显。诸如重国有、轻民营，重行政手段配置、轻市场规则调配等等多方面因素同时存在,造成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观察图5可以看到：西南、西北地区的金融资产质量与东部环渤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不良资产形成的唯一因素。
5、城市规模的影响
尽管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金融资产质量依然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从地区金融资产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中也能观察得到
从城市规模看(按城市人口划分)，大、中型城市的资产质量明显优于中小型城市。这表明：尽管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金融资产质量依然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从地区金融资产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中也能观察得到。不过，在我们的分析中，单变量拟合的离差较大，这进一步说明：地区金融生态的确是个复杂的多维系统。
6、资源禀赋的影响
在资源类城市之间，金融资产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别。总体来说，经济周期影响程度、国家管制的松紧和国际市场的影响深度等，导致了这种差别的产生
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一般特征是：经济结构单一和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
经济结构单一，使得这些城市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而国有经济的绝对主导，则造成这些城市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且信用环境较差。资源型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较差的状况，主要由历史的和体制的原因造成。在国家垄断资源的管理体制下,特别是在中央的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下,在整个改革的推进过程中，由于资源价格被长期低估，这些城市事实上被课征了某种形式的“资源税”，而且，通过非市场的运行机制，这些隐形税赋事实上贴补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在资源类城市之间，金融资产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别。总体来说，经济周期影响程度、国家管制的松紧和国际市场的影响深度等，导致了这种差别的产生。例如,有色金属(铜陵、攀枝花、金昌(中国镍都))、原油(克拉玛依、东营)、钢铁等城市，由于其资源价格近年来受益于国内投资旺盛和国际市场价格持续大幅走高，其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改善，从而带动了其金融资产质量上升。由图8可见,在有色金属、黑色冶金、原油、森工、煤炭等五个类别中，有色冶金城市资产质量最高，而森工型城市资产质量居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