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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经类报刊已有10余年的历史,报刊名头可谓繁多,但真正能够成为商业人士必选的,却说不上是哪一家。那么,品类繁多的财经报刊究竟做了些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为什么国内至今没有出现财经报纸巨头?笔者作为一名几乎经历了财经报刊发展历史全程的从业者,面对这三个问题,也有某种自责的感觉。
对于国内财经报刊市场窄小、读者群体扩张缓慢、广告销售额不高的原因,说法很多:一是中国还没有形成对财经报刊的巨大需求;二是国内媒体投资太小,无法扩大规模;三是互联网部分替代了传统媒体。三种说法都有一些道理,但是笔者以为,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中国缺失财经传媒巨头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储户、投资人、各类公司不比其他国家的数目少,他们对资讯以及资讯解读孜孜以求;有的媒体也尝试过投入相对较大规模资金的方式,但是最终走了回头路,选择收缩战线;网络确实具有传播快捷的优点,但是,专业财经资讯市场还远未饱和,并且,定制资讯服务恰恰是纸介传媒的优势。
事实上,中国财经类报刊之所以缺失巨头,并且整个财经报刊市场过于狭小,根本原因是路子走错了。试问,哪家报刊从资讯量和专业品质上对应了商业人士如饥似渴的需求?哪家报刊把对普通储户的服务作为自己的责任了?哪家报刊把大小公司的运营当作主要分析任务了?总体看来,基础资讯服务少,持续专业服务少,哗众取宠者多,短线争夺眼球者多。虽然有一本半月刊相对成熟一些,但是,它也只是在细分市场范围内得到读者,其发行量也不高,三四万份而已。
最近,笔者回顾《华尔街日报》的发展史,启发仍然很大。1917年时,这张报纸销售量就达到2万份。1912年,它的掌舵者克洛伦斯·巴尤这样告诉那些年轻编辑记者们:“你们不是一般报纸的记者,我们的读者是依据你们的报道而做(投资)决定的。因此你有责任访问任何人,每一个该访问的人”;“句法简单,不要用副词、形容词,直截了当平述其事,一律用主动语态”;“开头重于一切。修改30次,最后第31次的尝试,选出流畅完美的一段来(做导语)”。他的继任者也说,“《华尔街日报》对精确与公正的要求十分严格,比《纽约时报》的要求还要严格,因为《华尔街日报》不同于一般报纸,许多人要依据日报的资料做金钱投资的决定。”
当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华尔街日报》已经改造为一份融汇财经报纸和社会类报纸两种功能的新型报纸,但它制作财经新闻的精确严谨的信条没有改变。
据笔者考查,能够坚持这样的编辑原则和路线的国内财经报刊是很少的。相反,浮躁心态则司空见惯:一些报道未经认真的、实地的采访便仓促刊出,或者没有依据研究变作出简单判断,或者追求报道公司的枝节新闻而不顾其核心经营财务状况,或者按照娱乐小报狗仔队的做法搞花边消息,堆砌形容词、渲染与主旨无关的细节成为习惯,还有的以报道负面消息行敲诈之实,等等。我们也经常看到,一家报纸挖到“枝节黑幕”(由于没有专业研究力量,片面解读新闻事件,未能深入研究判断该新闻事件),众多小弟迅速跟风。报纸独立调查能力如此之弱,如此办报办刊,能够做大市场吗?读者对于财经资讯的专业需求又由谁来满足呢?
尤为严重的是,动辄自封“高端”、远离普通百姓是国内财经类报刊的通病。这种病态的办报路线,自然导致与众多的银行储户、普通的中小企业、普通的中小投资人相隔膜。仅就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目一项指标而言,就可以说明众多财经报刊一窝蜂地打高端牌,是多么盲目。
办好一份财经报刊,是要把资讯经过专业研究处理后,通过新闻语言传递给读者。要制作“有头脑”的信息,而不能跟风似的把随时可以通过互联网传递的消息复制到报纸上。要多回答新闻事实“为什么发生”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不是刊登“发生了什么”。报刊要有“独门绝技”,同时不任由网络转载。睿智之作绝对是商业人士、储户以及投资者所需;不断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报刊就壮大了。有眼光的投资者也会选中这样的媒体,即使投资规模暂时不是很大,其形成的影响力也能够转化为竞争优势。笔者确信这是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