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指出，当前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浮躁情绪，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盲目性，造成了种种失衡、无序的现象，必须切实加以纠正。
仇保兴对记者说，这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错综复杂，但与一些地方领导思想上的“盲目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盲目症”，归纳起来有八种：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在全国总共661个大中小城市中，竟然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许多个城市要建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开了一个CBD的国际研讨会，居然有400多人到会，如按一个城市来2个人算，就有200个城市，可见CBD的热度仍很高。所有城市都向区域的中心挤，向网络化的节点上挤，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是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由于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策动，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其实，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的条件是不同的。多组团布局适应于规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区人口规模在150万～200万甚至超过的城市才可以考虑多组团。但有些一般的中小城市，不是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也盲目追求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果导致城市集聚效应大大降低、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基础设施成本成倍增加。
四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解放以来，我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受到三次严重破坏，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标志性”建筑，大广场、豪华办公楼、景观房产等席卷全国。
五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不仅有80多个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有的城市还限制脚踩、电动两用自行车和自行车上路，甚至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在许多城市，开发区越建越多，不少还距离城区很远，结果是，每天数十万的“上班族”浩浩荡荡到开发区工作，下班后又浩浩荡荡回到居住区休息，如此奔波于开发区和居住区，造成一种“钟摆效应”，从而产生用能、用地、交通三大障碍。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西部某个缺水的城市，竟然在城市外围开挖了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使得泄洪疏导往往来不及；有的风貌单一的城市还劈山为地，把山推平。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有些地方领导人认为自己既然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于是，有的城市一换届，领导人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评论：城市发展不能揠苗助长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提出了一个令人忧虑却未被真正重视过的问题。
他说，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由此造成了种种失衡与无序。
失衡与无序显然是政府官员比较抽象而含蓄的说法，而在我们看来，城市化发展不当，无非导致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第三，也正是本报所一向所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
很显然，在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形下，在各方面大干快上搞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对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舆论并没有引起过特别的警惕与关注。但这不意味问题的危害变得很小或者不那么重要，事实正相反，它已经危及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水平。
近年来，很多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了诸如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诸如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等，有些问题由于危害的显著性而时时被善意地批评，而另一些问题，尽管表面危害不大，却往往能埋下更大的危机，也就更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盲目拔高城市定位，求高求大就是其一。
据了解，在全国总共661个大中小城市中，竟然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许多个城市要建CBD。
而据我们了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提出“区域中心”的口号而根本不考虑资源是否适配和经济容量的大小。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标志性”建筑、大广场、宽马路、大草坪。而盲目摊大不但使财政负担过大，更引发城市功能错位，加剧经济下滑等严重问题。
必须承认，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推进的。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而走上工业化道路。但在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同时，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成本收益。
的确，从城市聚集效应来说，发展大城市的效果更好一点，但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发展成为大城市，而且，大城市究竟“大”到什么规模也一直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却是，盲目摊大的城市往往是和交通拥挤不堪、消费价格居高不下、环境质量不高联系在一起的。有研究表明，在人口100万至200万之间的规模，其居民生活质量、商务成本达到一个最佳交叉点。而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在控制特大型城市规模，适度发展大城市的同时，更应该着眼鼓励发展中小型城市。中央政府应当拿出政策措施激励良性发展模式，同时用经济手段矫正不良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化不仅追求城市经济的合理性，还要追求包括农村在内的区域社会整体的综合利益。目前农村耕地被占现象非常严重，城市外延无序扩大导致农村经济的被挤压和遭破坏，甚至威胁着今后的粮食供应能力。
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国民人口基本上都走过了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到大的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
以中国人口密度、可利用国土，工业、信息业的迅速成长等趋势，都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模式需要决策者表现出更理性和长远的眼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