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了这一数据。
该书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主持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5大城市的居民进行了抽样和电话访问，完成了3038份问卷调查。
该课题组是依据以下标准得出中国中产阶层占11.9%这一结论的：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从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工作及劳动方式、就业能力、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消费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影响力7个层面综合考量，认为目前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层，大致占我国目前就业人口的13%～15%。“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有效百分比在11%～19%之间，最多不超过20%。”周晓虹说。
调查显示，人们心目中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排在前列的依次为私营企业主、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而对于中产阶层所应该具备的经济条件，被调查人员没有明确的看法，有30.6%的人认为“说不清”，21.2%的人认为“50万元以上”，19.3%的人认为“100万元以上”。
张宛丽认为，在我国，如果中产阶层能够达到就业人口的30%左右，就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这个比例是理想的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的最佳比例。”
八成大城市居民自以为是“中产”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其中，自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14%，自认为属于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
该书作者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沈晖认为，这个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
对于有这么高比例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沈晖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稳定的，尽管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但这种不均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关，富的不说自己富，穷的不说自己穷，觉得自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然属于中间位置了。
调查还发现，认为自己属于“中中层”和“中下层”的共占68.6%，“人们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倾斜的趋势。”
沈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占我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城市居民是改革开放更大的受惠者。因此，无论是同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居民相比，还是同农村人口相比，目前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升”而不是“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居民既没有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对比，也没有拿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对比，而是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富豪阶层作为自己生活变化的参照物。这样一比，自然是社会地位‘下降’。”沈晖说，人们一般不会“向下”或者“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者“向前”选择参照物，来判断自己社会地位的升降。
沈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突然暴富，人数虽然不多，但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这让那些辛辛苦苦、靠自己劳动获得收入的人们感到自己被拉开了距离，生活水平下降了。“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富豪，大多数城市居民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还有一个原因是，多数城市居民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作为参照物。”沈晖说，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和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人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美好图景。但当人们将这种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比时就会发现，许多很沉重的生活成本都在预料之外，比如一路攀升的房价、沉重的就业压力、居高不下的药价等，现实不如预想的美好。“媒体也在不断刺激人的欲望，鼓吹消费，对社会大众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城市居民不得不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沈晖认为，“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倾斜”是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两极分化差异时的一种反映，有可能构成社会冲突的隐患。
中间阶层发育面临公平性考验
我国中产阶层在雏形期就遭遇了“权力排斥”的情形。张宛丽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我国开始全面引进市场机制，“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分配机制和利益群体的分化。”
“我国最初出现的准中产有两大群体，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则是‘下海’者。”张宛丽通过调查发现，私营企业的发展机会比国有企业少得多。“私营企业主要获得银行贷款比国有企业难得多”，国营企业背后是政府，银行更信任国有企业，而认为私营企业信誉低。这样一来，私营企业主需要花很大代价跟相关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通过这种交换来换取自己发展所需条件。这可以说是权力排斥的一种现象，即体制外的人要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所需要的成本要高于体制内的人。
“还有一部分中产，是通过家庭背景等先天因素获取较好社会地位的。”张宛丽说，当年第一批“下海”的人中不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他们可以借助其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的市场上轻松、便宜地获取高回报的地位收益，从而进入中产阶层。”
某单位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第一批下海者中的一员，当年他直接辞职，因为其父母是国家计划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给他提供了当时社会钢材紧缺的信息，并帮助他获得了相应的批文，使他下海后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几十万元。在之后的发展中，凭借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并进入中产行列。
张宛丽说，目前中产阶层的进入门槛已经出现了权力排斥问题，这个门槛对社会成员来说，就是发展机会问题。“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平导致了社会地位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张宛丽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中还出现了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精英联盟”的现象。“地方财政需要扩充，瞄准了市场。而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小私营企业已经开始要做大，他们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这样，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就有可能意识到以各自据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和市场经济资源相‘交换’，以求共赢并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继而形成利益联盟。”
张宛丽举例说，目前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在某一种商品社会需求旺盛而资源短缺时，在缺乏公共监督和规范运作的背景下，特别是存在“双轨制”运作机制的情景下，这种事情极易发生。各地频频发生的交通部门领导贪污腐败案件也有类似性质。“这种联盟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发展机会，那些中小企业主和无背景的原下层者，很难凭借自我奋斗获得发展。这就是时下中国中产阶层发育中遇到的一种特定结构现象。如果你有权力背景，你的发展空间就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且前景难以预测。”
正是因为如此，张宛丽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并不乐观，“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不顺利，我国的中产阶层有可能被撕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向公平性的橄榄型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要成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意义在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可以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公平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而居于橄榄型结构中间层的中产阶层，恰恰是依靠自身的后天努力，掌握了较多的社会文化、专业技术资本，在市场上靠敬业劳作换取较高报酬，并因此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评价，彰显社会公平分配的一个功能群体。”
我国部分中产想当官
“我国的中间阶层有些‘官本位’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用“中间阶层”来指代我国现阶段雏形期的中产阶层。
她认为，我国目前存在3种社会文化及价值观“打架”的情况，在“官本位”文化、现代市场导向的价值观和传统社会价值观之间，“官本位”文化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很多单位的评价机制存在着一种潜规则：只有坐到了管理者的位置才算成功。
张宛丽在研究中多次发现这种情况：曾经有个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际著名IT公司北京分部工作，没过几年就辞职了——这个公司的评价机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原来，在这家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观念，如果一个员工两三年之后不能被提升为销售经理，就不成功。“这个小伙子只想在软件开发上有所成就，不在乎是否能当上管理者。虽然他也被提升为销售经理，但这并不是他所期望和擅长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官本位’评价机制造成的。”张宛丽说。
张宛丽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实行“双轨制”，处在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时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这种“潜规则”的作用特别大。
体制内的人更易感觉不公平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些吃“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感觉自己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滑落。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调查的受访者从工作单位的类型上分为体制内就业者和体制外就业者。“一般认为体制外就业者收入差距大，人们的不公平感要强。”周晓虹说，而体制内就业者收入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本应该相对弱一些。但从调查来看，情况恰恰相反。
“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大，人们认为这种收入差距是一种激励机制，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望提高收入。”周晓虹说，而在体制内，人们首先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其次，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颇多怨言，对于谁提升了、谁加工资分房了有很多抱怨。“这说明，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周晓虹认为，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变成了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阶段。差距过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都会激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则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沈晖认为，相对剥夺感这一问题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时期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改革本来就会伤害到一些群体的利益。社会所要做的，则是把“相对剥夺感”的程度降到最低限度，把“相对剥夺感”的持续时间也减到最低限度，以最大可能防止社会冲突。
中产比中产以下阶层日均工作多两小时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工作时间显著多于中产以下阶层。
沈晖认为，从满足中产阶层的3个单项条件来看，只满足“月收入5000元”条件的可以称之为收入中产，单纯满足“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条件的称之为学历中产，单纯满足“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条件的称为职业中产。
调查样本总体的人均工作小时为每天6.79小时，而收入中产平均工作时间为8.04小时，职业中产为7.58小时，学历中产7.27小时，进入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意义上的标准中产阶层，日均工作时间则高达8.51小时，比中产以下阶层的日平均工作6.46小时高出2.05小时。
此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
与工作时间长相对应，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相对稀缺。调查显示，中产阶层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25小时，低于中产以下阶层的均值7.51小时。
对此，周晓虹认为，这是由于中产阶层的“成就动机”比中产以下阶层强烈造成的。中产阶层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技术素质，有能力改变生活，这也促使中产阶层更拼命工作。“中产以下阶层努力工作获得预期受益是有限的。”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实现，中产阶层的这种追求更为强烈。”周晓虹说，年收入达到10万元后会期待年收入50万元，达到后会追求更高的收入，这种顶峰体验的不明确推动中产阶层努力工作。
周晓虹认为，中产阶层还有地位恐慌的特点，为了掩饰这种恐慌，中产阶层用诸如旅游度假等方式放松，“中产阶层的悠闲都是用更长时间的忙碌换来的。”此外，中产阶层在消费上比中产以下阶层要多，所以经济上的压力也可能更大。“比如一个白领，为了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可能会去买房买车，这样肯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压力自然也就大。”
中产多出自：经理人员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
“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说。从前景来看，经理人员，公务员，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教师、工程师等，将是我国中产阶层的孵化器。
周晓虹说，中国目前中产阶层的构成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单纯的“白领”阶层，而是“杂领”，包含老式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我国的老式中产阶层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及小业主等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新中产阶层是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具有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可能获得优厚待遇。
是否一进入上述职业群体就能进入中产？周晓虹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进入这些职业群体的还必须是成熟的从业人员。
“中产”界定的其他版本
国家统计局版：界定标准——家庭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此标准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有效问卷263584份。
据相关人员解释，“6万元～50万元”标准的测算起点，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经过换算，我国中产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元～50万元。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扩大到45%。
社科院版：现代中产阶层只占4.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推出的《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从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主观认同4个标准来推算当前我国社会中产阶层的比例。
从职业的标准来看，10类职业中有5种属于白领职业，分别是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从事这5类职业的人所占比例为15.9%，称之为职业中产。
收入状况在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能够维持较体面的生活，这些人可以算是收入中产，比例为24.6%。
家庭拥有现代家用电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根据这一指标，消费中产的比例为35%。
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中产的比例是46.8%。
综合上述4个指标，即某个人既是职业中产，又是收入中产，同时也是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才被归为中产阶层的话，那么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标准，如果加上老中产阶层(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中产阶层比例达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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