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1世纪，人力资本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对知识的投资也将获得最大的回报。”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这位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近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如是说。
人力资本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贝克尔今年75岁，这次做客北大，也是他在时隔24年后，第二次来到北京。他演讲的主题为“知识、人力资本、人口和经济增长”，其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本将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绝对清晰的定义，但一般来说，它包含的主要方面，是人的知识、技能、生产能力、价值观、态度等构成人的质量的因素。
贝克尔用大量统计数据证明，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成人教育等，都已经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回报率。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和人才已成为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在工资增长方面似乎变化不大，甚至高学历者的工资增长，还一度出现下降的趋势。1979年，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写了本名为《教育过度的美国人》的书，书中认为，高学历者工资水平相对下降，是因为受了过高的教育所致。“但是”，贝克尔说，“这本书问世的第二年，情况就出现了变化”。高学历者的工资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不同教育水平的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今，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已占有很高的比例。
在北京大学，面对众多学子发表这样的演讲，有其独特的意义。今天，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困扰中国大学生们的普遍问题。不少学生在提问时，都提出了就业市场上高学历者难找工作的现象。
贝克尔认为，应当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投资知识的优势终究会显现出来。
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价值观与道德的变化
有人将贝克尔的经济学理论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即他倾向于认为，用经济学方法(比如每个人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市场平衡等)分析其他社会现象，比如家庭经济、犯罪问题等。在演讲后的专访中，本报记者把话题引向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贝克尔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说，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变化的关系是双向的，经济增长会改变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也会改变经济增长。中国人具有很多传统美德，比如勤劳、诚实、注重家庭等，这些都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优势所在。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些负面因素必然随之而来，比如犯罪问题、传统价值观的丧失等。他认为，有一些现象是必然要产生的，诸如离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社会保障系统出现问题等，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些问题也会更多地出现。“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是的，我相信可以，但中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中国不会绝缘于这类问题”，贝克尔说，“它们曾经发生在先富裕起来的香港和台湾，也会发生在大陆……人们必须对此加以注意。”
美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增加限制
贝克尔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模式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对中国是有益的。“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不但向海外市场大量出口产品，同时进口产品也很多。对中国来说，开放其经济的措施是非常明智的。”
他指出，相对而言，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将其经济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发展，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或日本那样，制造业的比重逐渐降低，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增加限制，例如对纺织品设限。对美国来说，采取自由贸易的立场，对其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对中国来说，道理也一样。”
贝克尔也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贫穷国家相对更容易发展，因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后发效应，但当穷国逐步富裕起来后，就不可能永远借鉴，而需要发明自己的技术；第二，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弱点，如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及国有企业等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断流露出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赞赏，和他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他说，北京的变化超乎他的想像。这位满头银发的经济学家兴奋地表示，“我下次再来这里时，一定不会再像这次这样，间隔那么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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