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是国际商界领袖的大聚会，同时成为外国媒体对新世纪中国的一场大直播。《财富》、《新闻周刊》等杂志近日纷纷把封面让给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次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全方位报道，英国广播公司两个月前也举办了特别活动“BBC中国周”。世界传媒如此密集、大规模地讨论和解读中国，当然不是偶然的。
早在1995年《财富》论坛创办之初，《财富》杂志就为挑选举办地制定了标准：不一定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一定要是经济发展最富活力的地区。论坛三次选择在中国城市举办，和当今世界经济的这一最大亮点形成了契合。经济活动最具有突破意识形态的力量，回顾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济中国”的客观因素往往最多，也为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相对真实的材料。如纺织品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都能听到很多为中国鸣不平的声音了。中国不再被简单描述成夺了别国饭碗的市场破坏者，对中国的关注出现了很多新的角度，这既影响了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也对各国的对华政策具有积极的塑造意义。
然而意识形态的障碍是实实在在的。欧洲一些媒体本月炒作“中国间谍网”就是很生动的例子：比利时一份刊物仅根据“匿名欧洲情报来源”，就认定鲁汶大学的700多名中国学者是经济间谍。如此离奇的故事被编造出来，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让一些人产生了惊讶、嫉妒乃至恐惧。即使是相对客观的报道，有的也把中国放在
了对立面。最新一期《新闻周刊》关于中国报道的主题是“世界能应对中国吗”，这个说法所表现出来的潜意识，就是对“中国和西方不是一伙”的警惕。在其系列报道之一《美国需要怎么做》中，作者仍在探讨中国“欺负别国、激怒邻邦、恐吓世界”的可能。可见“中国威胁论”对西方媒体的影响之深。
对于这些负面报道，我们不必过于焦虑，也不必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就一定是成心挑我们的刺。事实上，对中国了解不够不仅是西方民众的问题，而且首先是西方新闻工作者的问题。即便有人怀有客观报道中国的初衷，在总体上带有偏见的西方舆论的大环境中，出错的概率也是相当高的。就连德国大学者马克斯·韦伯，当年也曾预言中国不可能适应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因是儒家学说与市场经济无法调和。韦伯已经作古，他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肯定不好意思重复同样的话了。
无论外界现在对中国还有多少误解，我们都有必要多一些气度，多一点耐心。
不管这些舆论产生的过程怎样复杂，声音有多大，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面越来越大、关注中国的人越来越多时，传递出的信息也必然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力量，真实的中国形象总会将各种误传戳破。世界变了，一个谣言就能蒙骗世人的时代过去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就能使世界相信一个真实信息的时代也过去了，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尤其成为漫长复杂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做好了事情，我们就有理由乐观。因为只要我们发展，世界必然会关注我们。而用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的话说，在新经济时代，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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