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加。1988年到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66.03元增至7278.7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2.45倍，年均增长率达6.17%。同期，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从0.23068增至0.39196，增长了约1.7倍，年均增长率为3.6%，高于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

　　同全国的情况类似，天津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持续扩大。从1988年到2003年，以人均GDP表示，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保持在1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29.7元增至10312.91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年均增长率为6%左右。相应地，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表示从0.23047增加到0.41044，上升了92.69%，年增长率为4.47%。

　　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我国处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双重转型的背景下，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无疑可以归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两大类。其中属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产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等；属于体制改革的因素，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分配体制的改革等。

　　职务、教育程度和行业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主要因素

　　通过对天津市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表明，职务、教育程度和行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主要因素。

　　首先，职务已经超过了行业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定量分析表明，职务特征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达到了24.52%。导致职务贡献率增大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大量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完全是市场化的，即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二是“十六”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大大提高，从而使得个体和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与外资企业类似，基本上是收入与职务挂钩；三是近年来国有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不同职务等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职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趋势上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部门内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职务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增大。

　　其次，教育程度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排在第二位，为9.55%。导致教育程度贡献率增大的原因包括：(1)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劳动力市场日益完善，教育成为了识别劳动力素质的重要因素，从而也就成了决定劳动力收入的重要因素；(2)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教育程度又是决定个人职务和就业行业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就业的行业越好，职务越高，而行业和职务又直接决定着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日益增大，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导致知识收益率在增加，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在增加。教育程度对居民收入水平决定作用的日益增大，必然会引导城镇居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行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排在第三位，其贡献率为6.62%左右。行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机制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即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一些新兴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蓬勃发展起来，同时一些传统的、低技术水平的行业逐渐衰落。行业结构的变化，必然波及各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收入差距。在我国，受计划体制的影响，行业收入差距除了受正常的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影响，行政性垄断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一些由于行政干预而处于垄断地位的部门，如电力、电信、邮政等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从而使得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行业。与前几年相比，行业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降低，原因可能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由行政性垄断所造成的行业差距有所减小。

　　调整收入分配的原则是“调整两端、扩大中间”

　　鉴于目前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态势，为此我认为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控制两端，扩大中间”，即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控制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形成一个菱形收入分配结构体系。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

　　(1)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障的保障标准，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2)大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多渠道、多层次地提供就业机会，广开就业门路，减少非就业人员。

　　(3)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建立终身学习机制，鼓励从业人员从事继续教育，提升高等教育收益率，进一步适应终身教育和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需要。

　　(4)控制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过快增长，主要是打击一些高收入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获取的一些非正常甚至非法的收入。可以对高收入阶层消费的一些奢侈品征收消费税，从而引导他们将资金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

　　(5)大力发展银行、保险和证券、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吸纳更多的从业人员，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周云波，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