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段时间以来，外资银行入股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蔚然成风，短短一个月内就突然冒出至少3家外资银行成功地以较低价格购得城市性商业银行较大比例股权。尽管这些交易表面看似风光，但实际上合作双方心里却都还难免揣着各自的“小算盘”。
上个月，荷兰最大的银行荷兰商业银行ING会同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北京银行(原名北京商业银行)购入后者接近20%比例股权。这个月，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也以大约80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杭州城市商业银行19.9%股权。
无独有偶，刚刚“吃下”北京银行的IFC又在近期“放言”说接下来要把哈尔滨商业银行也拥入怀中。如果不出意外，算上“哈尔滨”，IFC已经从1999年开始先后入股了上海、南京、西安和北京四地的城市商业银行，IFC还同时持有位于所谓“第二梯队”、规模小于“四大”的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
单从名气上看，如今这些在中国大江南北购入各个中小型银行的外资银行都是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巨头，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花心”，愿意对遍布内地很多城市的各个中小型商业银行都“情有独钟”呢？
一个比较易于理解的原因在于入股这些城市性商业银行的代价或者说门槛较低，花一份钱购一个“大的”可以轻松地在此过程中转变为花一份钱多购几个“小的”，而外资银行在华投资，买的无非是“网络”，多买几个小的，一样能够得到较为理想的服务网点覆盖。
让我们再把个中的道理说得明白一些吧。众所周知，一家外资银行如果想收购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少量股份，那是需要付出高昂价格的。分析师们通常认为，外资银行花上10亿美元甚至还买不到“四大”中任何一家5%的股份，也因此不太可能会获得实际的管理控制权。
从这点上来看，尤其面对正在改革中却又暗藏诸多风险的中国银行业，恐怕上述设想在很多外资银行的股东和公司董事会看来都是很难通过的。这也正是为何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迟迟没有敲定外资伙伴的主要原因之一。
入股规模中等甚至偏小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近期入股杭州城市商业银行之前，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去年就以区区1700万美元收购了济南市商业银行11%的股份并取得一定程度的管理权。为此，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还专门派出了一个由20名高级职员组成的小组来制订业务的全面整顿计划，澳方目前对此项交易深感满意。
如果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和IFC或其他外资继续在中国内地购入其他省份的城市性商业银行，那么不出几年，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网点覆盖实际上也能够达到汇丰银行花巨资入股交通银行接近20%的股权，从而获得依靠交行遍布内地上百个网点为汇丰客户在华提供服务的类似效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外资银行尤其在入股这些城市性商业银行时较多地是把它们作为自己在中国内地某一区域的“驻地”来看待，大多不希望这些“小银行”以后会怀有“大梦想”，从而不易于外资银行掌控甚至与当初入股的意愿相悖。
对于那些还抱有“小小野心”的城市性商业银行来说，找一个比自己规模大上好几倍的外资银行作为伙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上海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海银行在中国100多家城市性商业银行中位居前列，很多指标甚至达到中等规模股份制银行标准。汇丰银行最早入股上海银行是看中上海独特的金融地位以及潜在的本地客户资源，汇丰还为上海银行提供技术支持，首次授权上海银行在内地发行带有HSBC标志的信用卡，但这些合作很快就在汇丰与交行合作之后遭遇了诸多尴尬处境。
近期被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入股的杭州城市商业银行在中国城市银行的资产排名中位居第五，该行管理层一直以来都抱有在浙江省大有作为的理想，如此力争做大银行规模，甚至摆脱城商行“帽子”的远大理想是否与外资伙伴不谋而合，我们还拭目以待。
换言之，城市性商业银行在选择外资伙伴时不一定单纯追求轰动效应，一些规模类似的外资中小型商业银行实际上也能够带入很多先进管理经验，相比之下，双方谈判和合作的气氛也势必会更和谐一些。
对于已经敲定大行作为外资伙伴的城市性商业银行更应该在合作过程中善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千万不要因为受让了20%甚至更多的股权给外方，使得自己的银行被别人的在华战略或利益“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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