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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对于汇率变不变,包括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变不变,异议已经不大,分歧比较大的在于什么时机调整、如何调整。但现在,国际热钱豪赌人民币升值的消息又使这一争论变得更加复杂。
28岁的私营家具厂女老板浦莺最近越来越关注关于汇率变化的新闻。她不无担心地说:“今年钢材价格上涨了快40%,海绵则上涨了100%,如果汇率再有变动,那我们的竞争力就很有问题。”
浦莺大学毕业,两年前和丈夫合力创业,在广州郊区办起了一家专门生产外销椅子的小家具厂,有120名工人。这种小家具厂在珠三角地区非常普遍。
针对眼下议论纷纷的汇率风险,浦莺做了两手准备,一旦人民币升值,她准备向国外进口便宜的原材料;同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以使客户能够接受高价格。
像浦莺这样的小企业主可能并不清楚国家汇率政策将怎么变化或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进行变化的。但即使是应该比较清楚的学者官员们,在媒体或公开场合对此发表的声音也充满了矛盾。
实际上,国内学术界对于汇率变不变,包括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变不变,异议已经不大,分歧比较大的在于什么时机调整、如何调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打了个比方来描述目前市场的心态:楼上的一只鞋子掉下来了,结果大家都仰头看,等着另一只鞋子掉下来。
掉下来的鞋子是指一个多月前央行的加息举动。加息之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进一步扩大,市场一方面猜测人民币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预期人民币会很快升值。
但最近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中国的消息,很可能会延长“另一只鞋子”垂直下落的时间。不过,对于热钱的多少,人们的判断也不尽一致。
热钱的压力
关于国际热钱涌入中国的最近一次讨论发端于11月末,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谢国忠当时指出,全球有多达1万亿美元的游资在豪赌人民币大幅升值。
尽管这一说法未必准确,但近期陆续公布的诸多政策表明,政府确实一直在力图缓解、对冲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的压力——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规定,允许跨国公司境内成员公司向境外成员公司放款;11月16日发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费管理暂行办法》,为公民合法财产转移开闸放水:11月17日,央行进一步放宽居民个人自费留学换汇;11月18日,央行上调境内商业银行美元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一年期美元存款利率上调0.3125个百分点。
12月2日,央行又发布新规定,把出入境可携带的人民币限额提高了3倍多。之前的8月份,外管局还首度发布了反洗钱的有关规定。
热钱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热钱究竟有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
招商银行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陆磊的判断是——今年1到9月,大约有62%的投机性外汇流入。
在他提供的一份报告中,这个62%的数据是这样估算出来的:1-9月,中国贸易顺差为39.3亿元,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为486.9亿美元,如果按照七成的使用剩余计算,可增加外汇储备340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经常项目(通常用来表示涉及经常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国际交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新增的外汇储备是380亿美元;同时截止到9月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为1113亿美元,扣除1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后,实际上有62%是投机性的外汇流入。
国家发改委宋立、王元作的一份报告中,对国际投机资本也有大致的估算,他们根据上半年的数据,认为大概有50%是属于“游资”性质的短期债务。
尽管投机性的外汇流入,并不能简单地与“热钱”画上等号——后者通常被更严格的界定为“来无影,去无踪,为逐利目的而短期快速移动的资本”,但是危害也不容忽视。“中国目前实行的结售汇制度在人民币有贬值压力时可以比较有效地减少对本币的抛售压力,但在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时会导致央行被动买入外汇,投入本币。”陆磊说。
众所周知,在经济存在过热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反过来进一步加大了经济过热的风险,这使中央银行不能很好地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另外一点,由于国内企业原来滞留海外的外汇的回流和“热钱”混杂在一起,加大了对“热钱”的甄别难度,使对投机性外汇流入的监管更为困难。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在上交所负责对QFII的监管。他在12月2日刚刚结束的“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中国论坛上透露,目前还没有看到QFII有长期投资的意愿,QFII资金还是在快进快出,这可能跟QFII后面的真正投资者有关,而这些投资者可能对人民币升值有比较多的考虑。
上海市政府经济运行专家组成员、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吴明远在同一个论坛上表示,上海房地产价格今年来走得很高,不排除这里头有热钱活动。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热钱”进入国内有着更为隐秘、间接的表现形式。
那么投机性资本中究竟有多少是热钱呢?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财资部总经理许义明认为,在中国目前实行的严格管制下,热钱的规模并不如想象中的大。
他说:“我们的确每天都可以接到来自北美或欧洲许多客户的电话,他们希望把钱投到中国来,但是要把钱投入中国需要很多的审批,目前只有房地产的买卖、投资上可以进来一部分的钱,短期内要调动1000个亿进来,根本没这个渠道。”
许义明进一步对记者介绍说,“据我所知,对冲基金或者其他金融投资者,它们都管理很大的一笔钱,它进来一定要先明确两个条件:第一,进来要通过什么渠道进来,第二出去要通过什么渠道出去,只有这两点非常明确、清晰,它才会做这个买卖。像通过地下组织来周转,它大概不会做的。”
他表示,至于那些小的投资者,以我们国家庞大的经济总量完全有能力消化。
反过来说,一旦汇率调整,包括汇率制度调整和汇率水平调整,都可能打破目前这样一个相对稳固的局面。
因此,尽管主张“目前是调整汇率的好时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也不得不承认,“惟一对汇率调整不利的是大量的国际投机资本,政府将不得不与市场进行博弈”。
汇率变化要全面衡量
除了热钱这个变量之外,人们对调整汇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亦有不少争论。
何帆用了四个理由证明“目前是个挺好的汇率调整时机”。首先,目前我们国家的贸易基本上由顺差状态转变为贸易平衡状态;二是经济已经由1990年代的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发展;三是美联储现在也在逐渐加息;四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从盯住汇率的制度退出来,最有利的时机是经济比较好、同时贸易处于平衡甚至有逆差时,在这样的状态下,最有可能赢得国际信心。
而招商银行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陆磊的意见与何帆相左,他认为目前并不是汇率调整的好时机。陆此前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他认为,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稳定在20%-30%的增长速度,这势必需要内需和外需来吸收这样大的产能,但目前国内市场的需求是稳定的,最终消费的增长在10%-12%之间,这就仍然必须依靠进出口这个“蓄水池”来吸收产能。
如果人民币升值或扩大浮动区间,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一是投机性外汇可能迅速套现走人,人民币供过于求,可能贬值,二是企业相对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有可能出现赤字,而决定汇率的主要是经常项目而不是资本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就有可能贬值,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都出现了类似情况,所以贬值风险往往寓于升值风险中,必须慎重考虑。
对于汇率调整时机问题,长期在华盛顿工作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高级金融官员沈炯新则更倾向于对通货膨胀率这一指标的关注:“中国政府会不会进一步加息,取决于中国本身的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理想状态,那么中国肯定不会像美联储那样频繁加息,而只有通货膨胀率攀升到7%-8%,汇率才会有变动的可能性。”
他认为,中国这一次的加息已经是个“一箭双雕”的聪明之举。一方面,加息可以减少一些行业的过热,加强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加息使人民币的国内价格升高,无意中释放出人民币有可能升值的微妙信号,这也能同时减轻外部施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但他同时表示:“撇开经济上的因素不谈,人民币汇率变不变化,怎么变,何时变,变多少,在什么情况下变,最终将是一个政治决定。”
情况可能的确正是如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11月20日出席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年会时表示,在作出汇率决策前,中国央行会考虑未来数月的经济发展情况,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经济情况,同时包括全球经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