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源型城市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转型。”在日前结束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肖金成、王青云共同调查发现，我国资源型城市共118座，总人口1.54亿人，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3400万人，职工1250万人。

　　尽管有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数量意见不一，但大家有这样的共识：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单一，矿产资源日渐枯竭，经济发展日益落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民生活和就业日益困难。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过去矿工收入位于各行业之首，现在，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肖金成分析说：“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资源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丁四保教授认为，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是一个坎儿。“政治体制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个时候都显现出来，整个国家再不能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决问题。因此，城市经济转型，尤其是资源型城市转型被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目前，中国一批资源型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转型试点城市辽宁省阜新，将转型目标锁定“现代农业”，已实践3年。同样因煤而兴的河南省焦作市，近年来实施三个战略转移，城市性质开始由原来的煤矿工业城市向综合性工业城市、旅游城市、山水园林城市转变，等等。

　　玉门迁城困局

　　玉门老城，正在远去

　　一辆车牌号为甘F-12702的白色面包车，静静地停靠在玉门老市区南坪区的一幢家属楼前。车的后玻璃窗上醒目地张贴着“此车出售”的字样。但41岁的车主李文林说：“出售的告示我已经贴了足足有半年了。”他说，车少了2.5万元是不能卖的，妻子下岗，孩子上学，一家三口全指望这辆车了。

　　1999年，有着15年工龄的李文林和许多同事一样，以9万元的补偿价，从原单位玉门石油管理局买断工龄，后又投入7万元买了这辆“长安之星”跑出租。“2000年生意好时一天能赚500元，可现在街上没几个人，一天10块钱都跑不上。一个月连饭钱都挣不回来。”李文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30岁出头的马木三得接过妻子递上的羊肉泡馍，吃得有滋有味。油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用了些发乳。他的存折上清晰地记载着：5月16日，存入3000元。

　　得知玉门城市搬迁，马木三得则以拆楼、卖砖头、卖门窗为生，成了旧城“新贵”。“经我手卖出去的砖头有四五十万(块)。有门道的人从玉门石油管理局房屋处置中心6000元买下一栋楼，我再从他们手里以七八千元的价格买下来。带上十几个人开始拆，能挣个两万多块吧。”马木三得所在的东岗北村原本是玉门繁华市区，可如今，周边被拆得七零八落。

　　61岁的郭大妈原在市商业系统工作，她感伤地说：“以前来买东西的大部分是管理局的人，现在人家搬了，商店自然就关门了。”76岁的叶永安老人，是抗美援朝的二级一等英模，获得过金日成亲自颁发的自由勋章。老人1959年就到了玉门，看着风吹石头跑的地方建起来的城市，现在又一片片的拆光，他说“伤感得很”。和郭大妈一样，叶永安老人并不想搬到新市区去。

　　城市与油田搬迁各奔东西

　　“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诗人李季的诗，铁人王进喜的英名，加上中国第一口油井和第一个油田的诞生，让玉门声名远扬。“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玉门拥有“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的美誉。

　　可如今，“摇篮”几近停摆。50年紧密依存的地企关系被拉开了一条长长的裂缝。两兄弟一个向东了，一个向西了。从平均海拔2400米的老市区驱车北下，20公里后驶上312国道，再向西向北58公里，方可到达玉门新市区所在地玉门镇。此地海拔降了近1000米。

　　新市区的马路很宽，树很小，风很大。马路上车少人稀。远远地，便可看见崭新的党政联合办公楼。它的对面是造型独特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和一排排新建的住宅楼。但新楼少有人住。站在办公楼高高的台阶上放眼望去，新城的空旷似乎压过了它的生机。

　　“新城建设，已经投入3个多亿，大多是开发商垫付、主管部门垫付、施工队垫付。为此，市政府背上了1亿多元的债务。可我们还有3个多亿的资金缺口。”玉门市市长詹顺舟曾感慨“负债搞搬迁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

　　据詹顺舟介绍，迁城决定是上个世纪末作出的，2003年4月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复。同年11月20日，市政府在新城广场举行了简单的升旗仪式，“给外界一个信号，我们的搬迁开始了”。

　　但随后的搬迁并不顺利。首先是来自资金的困扰。国务院同意玉门搬迁，但“费用由你省自筹”。甘肃省政府破例给玉门5000万元，分5年拨付到位。作为玉门市的上一级政府，酒泉市3年支持1000万元。但这离玉门迁城配套的58个项目所需7.4亿元资金，相去甚远。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对所列配套项目再筛选，压到38个，仍需资金3.5亿元。即便两级政府所拨资金和国债项目资金全部到位，我们还有2.7亿到2.8亿元的缺口。”

　　詹顺舟为钱所困：“城市的供水、供热、排污需要钱，医院、学校的建设需要钱，公检法司的建设也在等米下锅。连一个看守所我都建不起来。还有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城市功能的完善、下岗职工的解困、政府的负债，成了摆在我面前最紧急的三件事。”

　　与此同时，玉门油田(包括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油田分公司，下同。——记者注)在酒泉市的生活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2003年崛起新楼84幢，2004年将有88幢新楼建成。玉门油田得到了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13亿元资金的支持。

　　据说，玉门油田生活区下迁的动议是晚于玉门市的，但同在2003年，玉门油田得到了中国石油关于生活基地建设的批复，随后资金到位。得到支持的玉门油田没有选择向西，而是沿312国道向东。生活基地和玉门镇一东一西，拉开了150多公里的距离。

　　此时的玉门人又想起了玉门油田。

　　计划之手留下的伤痛？

　　“我们玉门市原本就在玉门镇，1958年是为支持、服务油田发展才上的山。一度市局一家，合并为地级市，1961年市局分家，改为县级玉门市。风雨同舟50年，现在我们成了弃儿。”在玉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顺业看来，上山是上级作出的决定，现在玉门遇到了困难，中国石油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应该拿出一点来给玉门作为补偿。

　　玉门市委书记张静昌也认为：“如果不是计划经济，不是服务石油，玉门早把城市建好了。”所以他也同意“中国石油给玉门油田的13亿元建设资金中，拿出部分支持玉门搬迁合情合理”的说法。为此，张静昌找过中国石油的领导，但没有结果。2003年3月，玉门市曾有专题报告给中国石油，希望支持8000万元。

　　有老同志直言不讳：“玉门的搬迁，中国石油不能不管。全国先有油田后有城的7个城市，服务石油最好的要数玉门市，但目前最破的是‘摇篮’。”

　　玉门市民政局局长刘治存得知城市下迁的消息，感慨万千。“2002年大年初六，我徒步在老城区行走6个多小时，编得顺口溜一首：管理局下山了，政府下迁了，有钱的人买房向东了，没钱的死守空城了，房拆了，树死了，社区建设更难了。”刘治存说自己想不通：玉门市累计上缴利税120亿元，为何只拿回6000万元的支持？

　　玉门市体改办副主任董天文虽承认玉门市的今天，是计划经济之手留下的伤痛，但仍坚持认为“石油企业对这个城市不负责任”。

　　在玉门市打给上级的迁址报告中，其所陈述的迁址理由主要有四：一是市政府服务石油企业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整体搬迁，城市人口大幅减少；三是现市区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四是现市区远离农村及交通主干线，交通不便，物流不畅，行政管理成本费用较大。

　　玉门油田对此的看法与玉门市的相左。“玉门市的迁址理由中，最站不住脚的是‘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整体搬迁’这一条。他们搬迁在前，玉门油田的动议在后。不管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我们和玉门市各归其主，它的搬迁和玉门油田扯不到一起。”曾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现任甘肃省人大环资委主任的刘世洲向记者证实，2001年左右，他们打给中国石油的报告中有一条理由就是“玉门市已下山”。

　　刘世洲说，其实无论是玉门市，还是玉门油田，两家的搬迁都与油田的开采量息息相关。

　　“玉门油田历史上最高产量达150万吨，1995年我接手时跌到了40万吨左右。玉门市是看到油田走到了尽头，才有了‘下山守农业’的想法。为此他们讨论过‘离开石油能不能活’。可就在玉门市作出迁城决定的第二年，即2000年，玉门油田在青西又发现了油田，一天100吨的产量。”

　　“如果青西没有发现油田，玉门市政府也不会找玉门油田。他们是羡慕玉门油田一下子弄到了13个亿。”尽管如此，刘世洲仍认为，玉门市下山的决策是正确的，有利于它的发展。

　　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高玉江则认为：“在下山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分谁先谁后，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就好。至于城市搬迁的费用，玉门市应该找上一级政府，油田作为企业，已经完成了它应尽的义务——上税”。

　　阜新：转型的样板？

　　阜新，一个正往地下沉的城市

　　一步一喘，背着捡来的八九十斤煤块，从露天煤矿矿底爬到稍微平缓的坡顶，40岁的李玉霞用了两个多小时。“一天最好也就两袋，有时还捡不着。这得瞅着没人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捡，被逮着了挨打不说，还要罚款……不捡咋办？单位没了，对象有病，一家就靠着108元的低保，没法过。”坐在地上，扒拉着已经开口的胶鞋底，李玉霞幽幽地说。

　　李玉霞在张桂花的小院歇脚——小院没围墙，也没门，只剩下半拉子土墙和不足5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张桂花家处在阜新沉陷最为严重的新邱中部一带。周边已拆得所剩无几，到处是废弃的瓦砾和疯长的野草。“都动迁了。我们没走是在等楼房，要交1万多元呢！”

　　张桂花知道，这地方“不走不行”。张桂花的邻居曾亲眼看见，“好好的路上突然陷下去一个大坑，10吨的卡车拉了十几车土才填平。”1999年，新邱区南部八坑处，一台213型吉普车正在路上行驶，突然路面沉陷，吉普车“如同电影特技镜头般”在路面消失。2000年，当地一个叫黄凯的孩子正在路上行走，突然路面沉陷，孩子“像一块石头”掉进深不见底的废坑道里，当场被瓦斯熏死。

　　有当地官员告诉记者，13处沉陷区给阜新造成的损失超过15亿元，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的民房达2.8万户。2002年，国家一次性安排资金11.8亿用于阜新沉陷区治理。“已有8000多户居民迁入新居。”

　　转型：以发展农业为突破口

　　8月底，当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阜新，为其经济转型把脉时，阜新市委书记王琼宣布：阜新经济已经结束“九五”期间低迷徘徊的局面，实现了超常规发展。3年来，全市GDP(国内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年递增速度分别为16.2%、7.7%、23.9%。今年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创出“历史最好水平”或“五年来最好水平”。

　　而2001年初，阜新对外宣称的事实是：不到200万人口的城市，有15.6万下岗失业人员、近20万城镇贫困人口；2000年末，阜新GDP总量仅为65亿元。“九五”期间，全市GDP平均增幅仅为2.1%，比我国西部地区还低。

　　“租用周边12个乡镇农民的8000公顷土地，建设50个农业园区和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安排转岗职工4.2万人就业，并促使1万名工人向第三产业发展”，这是阜新一度叫得很响的举措。

　　“用9年时间基本实现经济转型，前4年着力培育自身发展能力，后5年形成有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2002年到2005年，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06年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现代农业体系，初步建成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市。”这是多处可以见到的阜新有关经济转型的9年规划。

　　“你所看到的是真实情况，但不具有代表性”

　　9月1日，记者赶到阜新细河区碱巴拉荒村农业园区时并没见到想像中的忙碌景象。

　　三区15号大棚的主人李亚臣是2002年第一批到这里来种蘑菇的下岗职工。带着妻子、儿子，李亚臣把家搬到了地头，全身心地打理着两个蔬菜大棚。“两年多时间，投进去2.4万多元，搭上3个人，打个平手。这还不算菌种钱，如果算上菌种钱，还要贴上4万多元。”

　　“原来说好的鲜菇两元钱一斤的保底价没了影子，现在几毛钱一斤的也得出手。要不就白白烂掉了……我原本想挺一挺的，现在看来也挺不住了。再挺，投入就大了。和我一块来‘转型’的原来有100多户，现在留下来的也就几十户了。二区、三区，50户下岗职工，大多走了，留下的不超过10户。带大家伙来创业的李莹也不在这干了，去长营子养鸡了。”

　　原本是新邱露天矿工会副主席的李莹，因为带领下岗职工到农村创业，在阜新小有名气。虽没能见到李莹，但养殖场的员工告诉记者，由于周转资金短缺，上一批鸡出栏后，养殖场已没有一只鸡了。

　　望着场门口悬挂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基地”、“共青团再就业基地”铜牌，养殖场技术负责人张守权感慨地说：“现在我都不知道啥叫再就业了。”张是从碱巴拉荒村大棚撤出的下岗职工之一。说到撤出的原因，张守权很是干脆：“不挣钱呗！”

　　“你所看到的是阜新转型的一种真实情况，但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面对记者的询问，研究阜新经济转型多年、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过的阜新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金瑛释疑解惑。

　　“我认为阜新转型到今天，路子是走对了。一条先农后工的路子。当初阜新把接续产业定位在现代农业上，有人大声疾呼‘这是历史的倒退’。在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转向农业，可以富民，但富不了市。

　　“但事实是，我们通过积极转型，阜新的知名度提高了，外来投资增加了。河南双汇、上海大江、内蒙古伊利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阜新，解决就业的同时，带动全市形成了生猪、肉鸡、乳品等12个农业产业化链条。”

　　阜新还在探索，还不能算是一个模式

　　对阜新经济转型做过专题研究的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张平宇教授认为，阜新把经济转型定位在现代农业上，有它的现实必然性。以工业的思路搞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能解决一些问题。阜新的农业有其基础优势。但张平宇同时指出，阜新走现代农业的路子，对解决下岗职工的问题，作用是有限的。在为阜新经济转型喝彩的同时，类似的声音不少。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问：“阜新现在的模式，能达到小康吗？这样的农业养200万人，可能吗？农业是分散的，阜新把其作为过渡性的目标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长久的目标去追求。阜新潜在的失业是很严重的，转向农业，农民失业。”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教授丁四保同样不认可阜新将接续产业定位在现代农业上。“阜新的模式，能不能被其他城市所借鉴，我看难。”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宋玉祥分析说：“阜新最终还是要走向制造业，发展工业化。发展农业，作为过渡性措施可以，但最终解决不了城市发展的问题。”

　　中科院研究员沈镭认为：“阜新的做法，有它好的地方，在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改善生态环境、选择接续产业方面，都有可总结、可思考之处，它至少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提供了一条思路。”

　　“阜新的转型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做起的。”阜新市政府转型办主任董彦超回忆说，阜新曾提过建设化工城，结果一个项目搞了七八年，开工之时就是倒闭之日。

　　专家态度：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在西部一个资源枯竭城市，当听说有下岗职工用三轮车拉着妻子去歌厅上班时，中科院研究员沈镭被震撼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他不希望悲剧再上演。

　　“20多年前，作为山西省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研究总顾问，我就曾提出山西经济发展要实施‘十字型发展战略’，但这一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变成现实。山西省作为全国能源基地，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全国经济翻两番，大量开采煤炭，输出煤炭，但本地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

　　“我说的是山西的教训。过去片面要煤，我们是吃了苦头的。”往事重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反思说，对于科学发展观，以前人们的认识是不足的，认为矿业城市靠资源吃饭，天经地义，所以矿业城市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山西的教训不是孤立的。有知情者不久前告诉记者：“20年前，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的马波就曾提出阜新要实施‘战略转移’，可惜当时人们认识不一，否则，阜新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马波之所以有这样的动议，是因为原本各方面不及阜新的县级市朝阳市，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首次超过阜新。马波呼吁辽宁省加大对阜新的投入，省政府承诺给予27亿元的资金支持，可到位的资金只有1／10。

　　“为此，1986年，马波给辽宁省委写了一封信，直称阜新当时的经济总量养活不了54万城市人口，城市存在吃水、排水、入学、行路四大难题。在信中，马波严肃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是建成了煤电之城，我们的教训是对资源型城市认识不足’。在信的结尾，马波注着‘立此存照，经历史检验’的字样。

　　“马波的信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遭到了主要领导的批评，认为阜新‘自力更生精神不够’。马波的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但事后人们认识到，马波的话是对的。”

　　国内外大量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事实证明，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结局截然不同。一类是“矿竭城衰”，一类是“矿竭城不衰”。云南省的东川，是世界“东川式”铜矿的代表地，1958年设立地级市，铜业的产值和税收曾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2／3。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铜资源的不断枯竭，东川矿务局下属的4个铜矿全部破产。1999年，原地级东川市降格为昆明市的一个县级区，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矿竭城衰”的城市。

　　“矿竭城不衰”的城市，大多是在城市经济有了一定规模和基础后，大力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像德国的鲁尔和我国的焦作、唐山等。

　　据统计，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资源衰竭，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

　　徐寿波院士告诉记者：“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矿业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他希望所有处在转型期的资源型城市能抓住机遇，坚持科学发展观。

　　他说：“无论什么城市都有转型的问题，靠资源吃饭不长久，靠资金吃饭有风险，只有靠科学技术吃饭、靠人才吃饭才是最长久、最保险的。”

　　资源型城市再造，谁买单？

　　玉门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缩影，其搬迁困局并不是个案。那么，政府该不该为资源型城市转型买单？有专家、学者提出多种建议。

　　“政企分开后，不能再要求企业来承担公共设施建设。让企业拿钱，于情于理似乎能说得过去，但不合法。”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华林说。他建议，资源型城市再造应通过发展地方工业来弥补资源衰竭，不要奢望一步到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徐寿波教授说：“国家应该拿钱。”他认为，弱势城市的发展，单靠他们自身力量无法改变落后面貌，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这“实际上是对这些城市过去对国家贡献的一种合理的补偿，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原则”。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宋玉祥补充说：“这就像一个为公家干活的人生了病，起码是工伤吧！是工伤，国家就要买单。”宋教授还说：“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再造，中央政府首先要分清哪些城市需要扶持，其次要分清所扶持城市的哪一部分需要政府买单。我们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生活保障、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应该有选择地拿钱出来买单。”

　　“国家能买多少单？应该买哪一份单？一个城市的再造，不能都依靠国家。”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教授丁四保质疑。

　　国家发改委研究员肖金成、王青云则建议，国家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基金，大部分用于资源枯竭型城市，帮助其摆脱生存困境，集中解决其社会保障、企业办社会、职业培训、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困难。

　　来自中国社科院周明良的建议更具体：建立资源型城市补偿的财政专业账户，从资源税中提取部分税收，用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下岗职工安置。

　　身陷迁城之困的中共玉门市委书记张静昌曾告诉记者，希望上级政府能考虑在税收方面给玉门一定比例的返还，把地方税给县一级财政多留一点，或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拨付专项资金。张静昌呼吁把玉门市列为全国资源型城市(县级)财政改革试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