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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先生的逝世在学界和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涌现出的大批经济学人当中,能称的上“家”的不多,而能被冠之“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恐怕更少,董先生当之无愧,究起原因,恐怕还是这样一点,学养与精神。
有评论说,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董先生对中国每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发表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更有评论说,他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既能够发挥应有的经济学专业水准,又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少有的经济学家之一。
少壮派的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在悼文中写到: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既是对董先生的追思、认同与敬意,也是自勉,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风骨所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董先生的学术要义可能是困难的,更不可能对董先生的著述妄加评判,在这里断章取义地撷采点滴,只为表达对一位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有勇气和正义感,有独立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敬意。
呼吁股市规范
关于规范市场运作,开设二板市场,特别是国有股减持等具体问题上的论断,使他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声音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养和精神,才可能“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对中国的每一个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类似的问题似乎没有答案却有实证。
上世纪50、60年代,董辅礽提出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学模型,这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伊始,80年代,他提出中国在向东开放的同时也要“向西开放”;政企改革方面,他在经济界首先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理论;1993年,董辅礽进一步提出,改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即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内容在中国现今的经济生活中,是多么耳熟能详的名词或概念。
进入新世纪,董辅礽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证券市场,这是原有课题的延伸,因为在国企改革的研究中,他日益认识到产权变革对国企改革的重要性,而产权的清晰化和流动性必须依赖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他因此为最大多数人认识和接受。他的关于规范市场运作,开设二板市场,特别是国有股减持等具体问题上的论断,使他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声音。
这一点,也成为经济学界不少同仁的深刻记忆。刘纪鹏日前在接受某著名网站的采访时,浓墨重彩地记叙了这一笔。在这篇名为《股市尚未转轨,大师离我而去》的悼念文章中,刘纪鹏回忆到,2001年后,围绕着国家股是按市价减持还是净资产减持的问题,争论不休导致股市持续低迷,监管部门痛定思痛,也开始反思。时任主席周小川提出,中国股市还是一个新兴转轨市场,在这一时期要保护投资人利益,要考虑国情。董辅礽对这一观点极为赞赏。他提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事实上是一个新兴尚未转轨的市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股权分置问题、股份不能全流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必须尊重国情,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事实上,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董先生经常与证券界进行交流、座谈和调研,提出应该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建立中国股市的基本规范。刘纪鹏说,当中国股市长期低迷,遇到巨大的困难时,董老总是能够用正确的改革方法论去引导青年人,去探索和实践。
正如刘纪鹏所说,把董老对股市发展要尊重国情、借鉴规范、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一贯的思想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体现出来,是对董先生悼念的最好方式。相信这不仅是学界的共同心声,也表达了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美好愿望。
护航民营经济
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他也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
如上文所说,董辅礽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既能够发挥应有的经济学专业水准,又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少有的经济学家之一”,但进而论之,一个知识分子为保持学术和人格的独立和公正,在某些时期难免招致误解和批评,相信这不难理解。
董辅礽的前瞻性和勇气使他在学界最早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与之相伴一生是他一直以来对于私有财产、民营经济的保护和发展所进行的不遗余力的摇旗呐喊,这一度被扣上冒进的帽子。当我们今天回过头看时,才恍然大悟,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等一系列的话题早已有了伏笔。
董辅礽被称为“中国私营经济的护航人”、“民营经济辩护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温州模式”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之时,董辅礽于1986年与赵人伟等人赴温州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此后,他又连续撰写《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等系列文章,精到地解读温州经济,对全国各地学习温州提出了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政协委员,他是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的积极推动者。2002年12月,他在“十六大与新世纪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保护私有财产就要承认其合法的劳动收入。同时,对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均应按照其贡献参与程度分配所得。股份公司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以来,社会财富逐渐公众化、社会化。
除了挑战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障碍,董辅礽利用各种机会为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推波助澜。他曾就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领域的问题进行表述,认为除了国家需要垄断的产业外,民间资本都可以进入,而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他也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这三者对解决民企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融资难题意义重大,其中创业板更起到“点睛”的作用。2002年深圳高交会期间,董辅礽呼吁设立创业板,认为创业板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以解决主板问题为前提,创业板的推出就会遥遥无期。他指出,创业板迟迟不开的危害很大,已经致使许多优秀的民企上市资源流到国外,也严重地压制了国内创业热潮。
如今,中小企业板已登场,应该与呼吁尊重中国国情发展资本市场的董先生的理念并不相悖,而民营银行正成为下一个热议或试点的话题。
为师尊者
除了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董辅礽一生扮演最多的角色是老师,他前后带过50多名博士,如果不是身体的原因,曾有目标要带到80名,他的弟子中如今不乏金融及企业界的优秀人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的深情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接近大师的另一种视角。怎么说呢,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经世济民之外的另一种责任吧,缺了这一点,似乎很难成就董先生作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人格。
他克己为人。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与夫人陆昂,都是董先生的弟子,让陆昂感念不已的除了老师对自己学术上的精进教导,还记录了董老临行前的一场谈话。已被确诊为直肠癌转肝癌,决定赴美治疗的董辅,在病房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怎么办呀?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这可怎么办呀?”
在央行官员杨再平的记忆里,董老师是一位对自己学生的成长和事业倾注崇高关怀的长者。杨再平在悼文中回忆道,1993年10月从加拿大回国后不久,跟董老师说想申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经济学博士后,他当即表示支持,并很快写了推荐信,他的积极推荐让自己很快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人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我博士后即将出站时,我先请董老师推荐我去国家经贸委工作,他很认真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还慎重地盖上他的私章,让我交给当时的一位经贸委常务副主任。我去经贸委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人民银行的工作可能更适合我,于是又请董老师推荐我去人民银行,董老师也答应了,还借一次开会的时机亲自交给戴相龙行长一封推荐信。这样我便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人民银行,开始了我所喜欢的中央银行工作。”
如此不惜笔墨的繁复记述,只为表现先生对弟子的倾力帮助与提携,似乎也为表达自己对逝去师长的百般辗转的追思情愫。
在关门弟子刑莹莹的眼里,董先生是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谦逊、认真和虚怀若谷。“第一次上课,是2002年10月。我和几位同门早早到了教室。到那里去坐电梯只能到八层,然后再爬一层楼梯才能到。先生来的时候提了一个袋子,我正好坐在门后,上前接,先生拒绝了,他说自己拿。坐到位置上后,他从袋子里拿出了十二本书,让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仔仔细细地签上名送给我们新入室的三个弟子。”
类似的记述还有很多。我们惟一能说的是,在弟子们的泪光中远去的温厚长者,将以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坚毅面孔站在中国经济史学的人物长廊,何其难,何其幸!
8月7日,魂兮归来
七十七岁而辞世,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称不上长寿,而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一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其所致力的学术真正付诸实践堪堪二十五年。西方学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你的整个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以及以后——你都会碰到经济学严酷的真理。”但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情况并非如此。
这样的人生起伏当然不只董辅独有。翻开中国五千年厚重的历史,也许惟其如此,方才愈加显现真的知识分子真的价值,这就如同盖伊在《批评主义的桥梁》中所称:“为了建设必须破坏……尊重不值得尊重的东西,这不是高贵的标志,而是奴隶的标志。”而鲁迅则进一步发挥说:“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
董辅当得起这样的评价。早在1979年,他就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一书中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规律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然是对立的统一……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
这其实已经超越“价值无涉”这一社会科学的基本价值观。作为早年留学苏联并在那个一度无比强大、几近圣殿的国家最终完成学业的主流学者,可以想象,彼时的董辅虽年过半百却依然为时局所激荡,挥斥方遒、激扬文字,有破有立、且破且立。如果说,善于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自有斯宾诺莎般沉溺于科学的内生性、自足性的传统的话,那么,巨变之始的董辅则难能可贵地率先拥抱了火热的生活。
现在回头来看,那一代的经济学人既不幸又幸运。阴霭遮蔽过年轻的他们,变革重又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并勇士般的光芒,而对于启蒙者,历史从来不吝于给予他们高度的评价。如恩格斯就曾称颂欧洲启蒙学派为“伟大的人物,其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同样的道理,当董辅、吴敬琏等一辈经济学家开创性并历史性地为发生在中国古老大地的深刻变革源源不断提供理论支持及预见的时候,在他们的身上,闪现的正是福柯所说的“哲学的气质”,而这,对于长期彷徨于“发展”还是“不发展”的中国来说尤为珍贵。
岁月荏苒,二十五年倏忽而过,今天,重读董辅的著述,那些有的已经泛黄的纸叶很容易让人产生时光交错的恍惚。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确实存在过吗?董辅究竟算不算杰出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已经被过分夸大乃至经济学家动辄以神甫自居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将如此多的赞美加诸逝者吗?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以往全部历史的基础。”更不要忘记,没有董辅等一代学人的努力,经济学在中国不过是一堆教条的拼凑,既不能算科学,更与生产力无关。
昔人已乘黄鹤去,当此天人一线之间,蓦然想起莎士比亚的诗句:“人类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而其实,并非所有人都能当此赞誉。
8月7日,董辅的骨灰将回到北京,而作为生者,让我们静思。
链接:董辅礽和他的思想
●1980年,董辅礽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六个方面。
●1986年,董辅礽在一片讨伐声中,积极捍卫“温州模式”,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
●1986年,董辅礽主张超越“梯度发展”理论,提出向西开放,加快西部发展。
●1993年,董辅礽将他的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极力主张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确提出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主张。
●1994年,董辅礽是捍卫中国期货市场的主要学者之一。
●2000年,董辅礽提醒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高度重视利益关系问题。
所有制改革的先驱
董辅礽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先驱者,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学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1979年,董辅礽第一个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提出要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
1980年,提出改革应该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同时还提出关于改革的财政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建议。改革一开始,他就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主张由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
在1990年,董辅礽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非常明确地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
1993年,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并指出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会出现调节的真空地带。他论述了市场经济的有序与无序问题,指出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条件和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
对于宏调见解独到
董辅礽对于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不能过多应用行政干预手段,一切措施都应从有利于市场的角度出发。比如,对于1993年至1994年的宏观调控,他就提过很多意见,认为应该适可而止,不然会对经济造成过大影响———这从他1994年至1996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2001年,董辅礽提出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通货紧缩,经过多方治理,已经在2000年开始有所缓解,经济有所回升,虽然通货紧缩尚未过去,经济回升也不稳定,但继续实施恰当的政策,经济回升的势头将会继续,通货紧缩迟早会消退。
董辅礽此后提出宏观政策重点宜转向调整结构,他认为扩张性的政策不能长期实行下去。前几年以及2001年,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实施扩张性的增加需求的政策,是不错的,但这种政策需要有调整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的配合,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董辅礽认为调整结构的必要,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而且还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并使传统产业的技术和产品发生巨大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升级,也是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
发展的角度看股市
对于证券市场,董辅礽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处在发展阶段,因此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应该从有利于市场改革的方向、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而不是限制资本市场的方向来解决。
2001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暂停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出售国有股。董辅礽表示,政府不托市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对于导致股市巨幅暴跌的政策失误,例如国有股减持具体方式,相关主管部门就应当勇于纠正偏差,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市场与投资者理解有误。
此后,董辅礽又表示中国要适时建立股指、石油、粳米、棉花、白糖等新的期货品种,并允许国内企业去国际市场从事期货贸易,进行“套期保值”及“国际投机”,使中国期货贸易得到更快发展。依靠发展期货市场和运用期货贸易,可以规避由于产品价格与国际直接接轨后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2002年10月15日,在第四届高交会“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论坛上,董辅礽再次呼吁加快创业板的建立,并认为2003年可能会推出创业板。董辅礽认为,创业板迟迟不能推出,国内民营科技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一度快速发展的中国风险投资业也受到了严重打压,2002年上半年,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