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是因为头顶“来自境外首位副部级官员”的帽子，史美伦自就任之日起便遭人们纷纷猜测何时离职。最初的预期是两年，史美伦本人也就此表过态，说“我打算来京工作两年”，那是在2001年3月，她刚刚走进中国证监会的大门；因而两年之后的2003年年初，关于史美伦将离职的传闻甚嚣尘上，当时适逢证监会高层换将，使得她的离职似有更充分理由，期间虽有证监会官员出面澄清，但坊间的各种揣测推论一直持续了大半年，直到2003年7月，才有确切的消息说，“铁娘子”将留任自2004年上半年。相比之下，这一次的消息传出，虽然未经史美伦本人或官方证实，但不管是学界也好投资者也好，反应要平静得多，原因是心理的成熟还是市场的成熟可以另当别论。
史美伦来北京就任的目标到底实现了多少，她所极力倡导的“三公原则”将继续如何推进，三年多来密集的法规建设将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和保全中国资本市场
换句话说，如何评价史美伦的这三年，这似乎是观察人士必须要做的工作。其实大而化之，无非就这么几种，叫好的、痛批的、不偏不倚的
在北京的三年半时间史美伦甚少在媒体曝光，甚至在各种会议、论坛等公众场合出现的次数都不多，是性格所致还是身份所限，大概兼而有之，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二者势必互相作用相辅相成。一如她在自己办公室高悬的字幅，一如她对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特色”的质问，以及她关于标准的阐释。史美伦给人的印象是冷静、稳定、刚正甚至强硬，这些词适合于形容一名优秀的监管者，这是史美伦着意凸显的形象。史美伦几乎不谈个人问题，也几乎从没有流露非刚性的一面，就连偶尔的“感到委屈”也都是极节制的点到为止。
史美伦拥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当过执业律师，在香港证券监管机构任职的10年，蜚声业界，这些经历先入为主地刻画了“铁娘子”的形象，在北京的日子史美伦没有试图对此作出说明，事实上这也无从谈起，但很难说这样的形象和口碑没有影响人们对某些事实的判断。比如说，在相当程度上，人们把对中国证券监管成败得失的追问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一个机构和一种机制，客观上你会承认它的牵强和天真。
这种矛盾的心理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新兴的发展中的敏感的中国证券市场，人们一方面期望“来自境外的首位副部级官员”能够和体制内的官员们有些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又害怕这种不同。史美伦把“中央政府官员”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作风的谨慎甚至比他人有过之无不及，除了市场的因素，是不是多少也反映了一位境外人士在中央政府部门的复杂心态。
不可避免的争议
史美伦说到底不是一个掌握市场命运的人，也没有掌握全局的权力。因而，对于她的去留，可以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送给她，这话的言外之意毋庸赘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
史美伦来北京就任的目标到底实现了多少，她所极力倡导的“三公原则”将如何继续推进，三年多来密集的法规建设将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和保全中国资本市场，换句话说，如何评价史美伦的这三年，这似乎是观察人士必须要做的工作。其实大而化之，无非就这么几种，叫好的、痛批的、不偏不倚的。
早在2002年年底，就在史美伦原定的两年任期将满之前，就有观察人士写道：史美伦谨言慎行，低调处置，铁面无情……她的神秘令内地的投资者看她的目光是那么的复杂，那么的矛盾，他们不知道是该把鲜花奉献给她，还是把泪水奉献给她，是把喜悦和欢欣带给她，还是把辛酸和苦涩扔给她，是用掌声为她送行还是以沉默目送她。
之所以复杂和矛盾是因为有诸多的不理解：不理解之一就是史主席在2001年刮起的监管风暴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监管本身是大家期待的。史美伦的铁面无私也是大家期待的，当然监管带来一定程度的市场下跌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不接受的是市场的暴跌以及此后的失控；这是针对股市在2001年见顶2200点之后开始一路下泄而言的，到2002年底，已经跌去800余点。
不理解之二就是史主席的海外背景和国内近年来盛行的“洋教条”有没有联系。评论说，市场化也好，国际化也好，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质地的同质化，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和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有没有区别？区别不但有，而且很大，盲目的市场化和接轨损害只会损害到市场中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只会伤害无辜；这话说的是史美伦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洋政策”，致使中国证券市场消化不良，导致股市元气大伤。
不理解之三就是史主席在最近暴露出来的大案要案中是否秉承了当年在港主事刚正不阿决不妥协的精神，为维护制度的尊严替我们的各级干部做出榜样，比如在一些一再挑战法律原则的“创新”面前。这里所说的大案要案，大概指的是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先后被调查和公布的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及三九集团事件等等，挑战法律原则的“创新”，说的大概是因执行困难而做的种种变通。
如此的不理解得出的结论则是，史美伦只是一个技术官僚，在管理层中只是机构运作的一个方面，在很多时间里，我们对她寄予的期望越大，收获的失望也就会越大，史美伦说到底不是一个掌握市场命运的人，也没有掌握全局的权力。因而，对于她的去留，可以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送给她，这话的言外之意毋庸赘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
就在同一时期，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把二级市场下跌归罪于强化监管的政策及某位监管人士都是毫无道理的。经历了1999年“5.19”行情及随后攀上2000点的风光，市场发展转向强化监管和尝试市场化的层面，是市场成熟度提高的必然结果。若没有史美伦到中国证监会任职，其他人也会引导中国证券市场走过这一段路。
持这种观点的观察人士认为，缺少史美伦这样一个敢于监管的角色，对中国证券市场未必是好事。尤其对中小投资者而言，监管的放松势必使其权益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对史美伦，还是应该给她更多鼓励的掌声。
这些都是2003年1月前后人们对史美伦去职传闻的争议，放到现在来说，也不觉得过时，因为市场的基本面在此后的1年半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史美伦毫不松懈推进的监管在持续，对此的争论也在持续，广受关注的琼花事件引起的保荐人制度反思，正是史美伦在2003年7月宣布续任后主推的工作内容之一。
监管，就谈监管
到2003年7月，史美伦第三次面对媒体，这时有更多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但是史美伦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要谈的仍然是监管
正如上文所说，史美伦就任后极其低调，甚少面对媒体，印象当中接受媒体采访只有三次，一次是2001年3月初上任时，接受新华网记者的采访，谈到赴京后的工作计划；第二次是在2001年12月，就职9个月后，接受《财经》杂志专访，不谈个人，只谈分管工作；第三次，是在2003年7月，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史美伦对自己颇受关注的证券监管工作进行评说，讲述自己的工作原则，也是在这一次，她略略地“透露两年内地市场监管经历带来的心路体验”。
第一次，史美伦表示自己接受北京任职的原因：“不敢期望对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希望与证监会的同事一起参与对市场的改革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她进而说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她说，“内地证券市场成立了10年，发展非常惊人、非常快，有很多问题是新兴市场都会碰到的，香港的市场也曾经历过这方面的考验。在内地市场改革的时期，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有机会参与这项工作，与朋友一起作出努力，感到非常荣幸！”
她那时就感慨：“作为一个市场监管者，最难的是牛市时大家会说你过分监管，而在熊市时又觉得你监管不够。”对监管者行事的尴尬，史美伦早就心中有底。
第二次，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市场上已经有相当多看法认为2001年的监管力度过大而打压了指数，史美伦因而用了很多时间谈监管问题。她说，说加强监管就是打击股市，对此我绝不认同。在所有市场上，监管者要做的就是监管，这是他们的任务。只要查处违规违法的行为，就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应该。对股市上各种违规违法的事情，比如圈钱、欺骗小股东、做假账等行为，只能也必须是有一件查处一件，尤其是对那些非常恶劣的、欺骗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查处，不存在所谓掌握力度、使之或大或小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前提。加强监管并不等于打击股市，更不代表监管的目的是挤泡沫。中国股市过去几年都是牛市，但股市总是有一个循环的。要问一问指数下来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
当然，加强监管后会捅破一些市场骗局，问题股价格会因之回归理性，这正是市场成熟的表现。其实全世界的股市都是这样，最近美国的“安然破产案”就是典型范例。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监管，而在于违规、造假。
到2003年7月，史美伦第三次面对媒体，这时有更多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认为近两年推行的监管政策一味地要使内地股市国际化，导致“水土不服、有悖国情”，史美伦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要谈的仍然是监管。
但她除了强调“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巩固市场的基础，这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几个月以内，或者是一两年以内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市场一直在演变，在成熟。”更坦承，做监管工作一定是会受到批评的。听到这些批评后，大部分时间“觉得是委屈的”，而且“不是个人委屈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整个证监会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但压力不会改变她的初衷，不会改变自己内心的原则，without fear or favor，“不偏不倚，无畏无惧”。她说，这八个字不是她的发明，很多的监管者都是以此作为监管的最基本原则。
不知道这一次史美伦去职的消息，是将被证实还是又一次空穴来风，如果是前者，不知她是否会选择再次袒露心声，其实，从有限的几次表态，我们几乎都可以大致推想要说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说，这种一以贯之的坚持，是史美伦的风格，也是成就。
史美伦与资本市场(链接)
52岁的史美伦，在中学毕业后即赴美深造，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学士、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是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查济民的儿媳。其丈夫查懋成是香港兴业公司的董事。
进入香港证监会前，她在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供职。史美伦1991年进入香港证监会，在证监会已服务10年，于1998年升任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她的前任上司——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对史美伦的评价是“不偏不倚及公正公信的处事手法，是证监会职员的一个楷模”。
内地情缘
在香港，有传媒把她称为“铁娘子”，因为她位居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说一不二；也有传媒把她称为“超级打工女皇”，因为她的年薪据说高达近千万港元。2001年2月，史美伦正式离开了工作十年的香港证监会，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于是，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境外聘请的第一位副部级官员。
她曾经回忆说，当时朱总理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说，自己当时感到很惊讶，也很受宠若惊。她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对她的信任，给她这样一个重任，有这个机会参与改革开放。
其实早在几年前，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梁定邦即被聘任为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但是史美伦这次直接进入证监会的“权力中心”，正式出任中国政府副部长级职务，她的大名几乎一夜之间被内地股民叫响。“这次大家反应这么大，我感到很惊讶，也有一点不习惯！”史美伦曾经表示。
当时北京的媒介有评价说：“梁定邦(原香港证监会主席，两年前开始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的到来，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许多先进的运作经验和监管理念，而这一次史美伦的到来，相信也会对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实，史美伦和内地的监管机构早有合作，彼此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史美伦就与国家体改委合作，参与起草H股上市的条款和各种文件，也因此那时候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内地。
史美伦回忆在她在香港证监会的工作时表示，“H股来香港挂牌上市，内地企业到国际市场融资之门就是这样开启的。它不仅为香港证券市场增添了勃勃生机，也为今天的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联想等大名鼎鼎的中国概念股铺就了成功之路。短短几年间，融资数以千亿计。”
监管公信
史美伦在就职香港证监会副主席时，被认为是“蛊惑公司最怕的打工女皇”、“铁娘子”，耐人寻味的是，她在谈到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则时，她常常强调的是四点：公平、公正、公开、公信。
在香港创业板设立前，史美伦曾就有关创业板的监管问题发表过一篇名为《第二板市场的监管与环境问题》的文件，关于监管思想，她认为：从全球范围看，可分为两种一是在强调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投资者自我保护，即监管的重点要求发行者按规定披露信息，并不对营业记录、盈利状况作具体规定；二是强调监管机构对发行者质量的要求及对投资者保护的责任。香港证券市场的监管很可能是两种管理思想的某种结合。
实际上，在香港证监会以史美伦为代表的监管方面，不断通过打击企业作假来维护投资者利益的。例如1991年10月添利上市时，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李立向其儿子、侄儿和一名朋友拥有的两家公司提供资金购买添利股份，此举违反公众持股量不可低于发行股份25%的规定；李立并未有采取措施避免对添利股票造成虚假市场，违反上市协议。1994年1月李立被联交所公开谴责。
史美伦认为：“公平、公正，主要是指执法。法律有很多，一定要公平对待所有人，不能高兴时就拿出来。公开，指的是透明度高，这点我们香港证监会以身作则，尽量把消息公布给大家。前三者缺少一个，就做不到公信。公信的重要性就是让投资者对监管有信心，也对整个市场有信心。”
史美伦简历
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在美国加州和美国联邦法院工作；
1991年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
1992-1993年负责香港证监会有关H股公司于香港上市事宜；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1997年时任证监会执行董事的史美伦，领导香港证监会同联交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随之陡然下降；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2001年3月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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