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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是一个政策市,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当前股民的共识,中国政府干预股市力度之大,密度之频繁,效果之显著,恐怕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所无法与之匹敌的,关于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的讨论,至今仍无甚定论,但在支持者中,有一种观点开始渐渐被人们所接受而成为一种流行,即干预股市并不是中国政府所独有的,即使是实行完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有干预股市的例子。因此,政府干预股市,天经地义。
这种貌似当然的观点,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逻辑错误:诚然,证券市场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来摆脱过度萧条和抑止狂热投机,但是,就像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为谬误一样,一旦政府对于股指的高低过于热心,或是出于某种政府目标来引导股指的走向,其结果只能是帮倒忙,不利于证券市场基本功能的实现和其长远的发展,换言之,政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被动性”干预是必要的,而一旦政府将这种干预赋予了某种政府目标(我们称之为“主动性”干预),那么,这种干预不仅多余,而且会带来不小的危害。
政府如果以带有某种政策性的目的来“主动地”干预股指的话,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低效的资源配置,说得明白一点,政府如果是带着解救国有企业的目的来活跃证券市场的话,其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流入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对于自己在证券市场上的角色定位一向就不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在筹资者和监管者之间的摇摆,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证券市场股指在过热投机点位与理性价值点位之间的震荡,可以这样说,中国证券市场要成为一个理性的、成熟的证券市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称职的监管者。
政府这种“主动性”干预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些,它还带来了一个副作用,虽然这并非出于政府的本意,但一旦股指的高低与政府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政府对股价的变化就难免比较热心了,而这种“热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过于频繁的干预政策,由此造成了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中国股市也就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政策性股市。
但以上的讨论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对股指的波动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了,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去效用的时候。事实上,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
由于股票这种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衡量标准,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的预期所左右,而这种预期一来容易受外界气氛的影响而变得非理性,二来其本身就带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所说的越涨的股票越有人买。这使得投资者在长时间的牛市时常常出现“非理性亢奋”,一旦泡沫破灭,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将带来极大的冲击。出于同样的原因,泡沫破灭后股市又往往陷入一种过度萧条的状态,市场人气凋零,投资者人人谈股色变,企业根本无法筹到其恢复和发展所必须的资金,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新繁荣。
简而言之,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被动性的干预能适时的纠正市场失灵,而带有政策目的的主动性干预则不可避免地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政府应该减少不必要的主动性干预,切实地担当起监管者的角色,如此才能有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