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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白和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好于预期,积极财政政策不宜过早淡出,要使货币政策接替财政政策担当主角,还有待于进一步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和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白和金在谈到我国国内经济形势时说,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总体上看好于早先的预期。在当前国际经济处于艰难曲折地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从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方面是国际经济环境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初始的正
负面效应都比原先的估计要好,因而出口增长较快回升,上半年出口增长比去年同期加快5.3个百分点,而进口冲击尚不明显,进口增长反比去年同期放慢3.6个百分点,利用外资增势强劲。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需求继续较快增长,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加快,带动了社会总需求扩大。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5%,比去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6%,名义增长率同比放慢1.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4%,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
白和金指出,社会总需求扩大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有所增强,对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今年按预算安排财政赤字率将由去年的2.6%上升为3%,但建设性国债发行量只保持了前几年的基数,仍为1500亿元。建设性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2000年的9.44%的最高值下降为去年的7.96%,今年按预算安排进一步降到7.1%。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并未加大,或者说相对有所减弱。
白和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处于“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宏观经济运行仍只是出现了重要转机而非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虽有所增强但总体上仍显不足,国际经济复苏也还存在许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如果过早过急地要求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或退出,很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带来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财政收入上不去而用于保持社会稳定的支出压力更大,赤字不减反增,结果得不偿失。如果“淡出”的含义是指注意适度控制财政债务规模或不必再加大财政政策扩张性的绝对力度,即所谓“相对淡出”,那么现在已经是这样做,建设性国债规模只保持了前3年的基数,到期国债付息已打入财政支出预算盘子。从财政承受能力来看,尽管连续几年发行建设性国债将会使未来需要偿还的债务总量增加,但如果新发债规模适度,期限结构合理,今后5-10年的偿债压力不会比现在更大,可以避免因债务集中到期的积聚性还本付息压力带来支付困难。
对于有人主张加大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以货币政策为主导来扩大有效需求,白和金认为,事实上,近几年中央银行几乎用遍了所有能够扩大需求的货币政策手段,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尚不到位,金融机构背负着巨额不良资产,社会信用严重缺失,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且很不规范。虽然市场需求已成为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主导因素,但企业适应和创造市场的能力仍然较弱,在大量竞争性领域要找到效益好、风险小的项目十分困难。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实质上具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能不要求“稳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也必然要制约着政策运用的效果,银行存差还在不断扩大。这表明,要使货币政策接替财政政策担当主角,还有待于进一步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和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再者,虽然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货币现象,但并不一定或纯粹是由于银根收紧或放松而引起的。因此基于现实条件,财政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还须发挥主导作用。
白和金说,关于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意见中,有的是主张将重点转向支出政策即减税方面;有的是认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国债投资项目财务效益低,可供选择的好项目越来越少;有的是主张应着重启动消费尤其是农民和低收入城镇居民消费,而不是扩大投资;有的是认为国债投资会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这些看法和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值得重视,但不足以否定现行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分析,近几年我国已采取和正在采取一减税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减轻农村税费负担,对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但要实行较大规模的普遍性减税,不仅现实的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承受不了,也难以收到促进结构调整和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反而可能使那些本应淘汰的落后过剩生产能力继续生存。而把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放在支出政策方面,效果更直接,也比较有利于推进结构调整,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实行体制性、结构性的减税,如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重要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属于或具有较强公共物品性质的投资领域,本应由政府承担主要投资责任,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对这类投资领域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是必要的,有些地区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从现实情况看,民间投资愿意并有能力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有限。必要的政府投资转由国债资金来承担,财政经常性收入就能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和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这也有利于扩大消费。至于政府投资是否会挤出民间投资,要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平衡状况。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总投资小于总储蓄时,既定价格下的产品和可贷资金均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生产能力闲置与银行存差扩大并存,在这种条件下,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扩大政府投资,使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资金得到利用,不会引起或者不致于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从我国近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来看,目前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足以证明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多少“挤出效应”,市场利率不升反降,而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反倒明显一些。
白和金认为,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也有条件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绝不是要夸大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和主张财政政策孤军深入、独木撑天,也绝不是主张将其长期化。在“调整型增长”阶段,在保持适度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必须抓紧时机加快改革攻坚和结构调整的步伐,争取尽快减少和摆脱对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依赖。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把握好力度,也要注意及时改进政策运用方式和调整着力重点,并及早谋划和适时推出替代手段。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