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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张五常到京津两地演讲,不但大学里的听众爆满,而且报刊纷纷报道。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内地张五常热的一个转折点。
美国10年的经济繁荣使很多人充满了乐观情绪,张五常大谈“看好中国经济”,大讲美国“经济大师”弗里德曼、科斯,要中国开放海关、取消外汇管制,实际是在宣扬美国的自由经济和私有化万能论。
但是从今年5月份以来,特别是6、7月份以来,华尔街出现一系列的财务造假事件,使许多人提出一个问题,那些“经济大师”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这次诚信危机。所谓“私产制”的上市公司里就不存在“用别人的钱总不比用自己的钱小心”吗?为什么在安然、施乐、世界通信等这些知名的世界大公司中存在财务造假现象,这些是张五常在演讲中几乎不谈的问题。
张五常在大学里的演讲十分受欢迎,听众不仅有经济专业的,还有文史专业的,甚至还有理工科的。许多学生慕名而来,但事后有学生说听一次就可以了,再听也就没有什么了。他们发现后来报刊上的报道几乎大同小异,张五常的演讲内容雷同,只是时间地点不同。年轻人喜欢追求新事物,如果总是同样的内容,他们也就不喜欢听了。
1990年一批到大陆讲学的美藉华人学者到大陆讲现代新儒学很受文史哲的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欢迎。那时正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全盛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经济起飞,让世界刮目相看,因而有人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例如,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柏格认为,东亚文化的作用与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相似。他说,中国士大夫儒家思想是有害于现代化的,但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等,是一种世俗的儒教,可以解释东亚的经济活力。
但是,什么是“世俗的儒教”,这种“世俗的儒教”与所谓的“儒家经典”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又是如何融入东亚现代经济的,柏格是说不清楚的。第三代新儒家,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在20世纪80-90年代,也利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宣扬“儒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也说不清楚。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憧憬。当时学术界还比较冷静地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存在决定意识,“张五常现象”也是如此。当人们只看到某一方面时,可能会对某种学术思潮产生特别的好感。一旦人们在现实中冷静下来,就会反思。不管怎么说,张五常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我们需要了解西方经济学,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