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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下旬以来,公布的经济基本面利好使日元转为强势,对此日本政府极为敏感,已经多次进场干预汇市,力图防止日元汇率突破1美元兑120日元的大关。
对于日本财务省多次干预汇市,绝大多数人认为由于日元升值会对日本的出口造成冲击,因此为了避免出口形势恶化日本政府才出面干预汇市。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日本政府干预汇市,阻止日元升值是与其国内普遍存在的“日元升值有害论”与“日元贬值有利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将日元升值看成经济恢复的重大风险。日本国内不少人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负资产(财富)效应以及长时期的日元过分升值导致其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十多年来,日本政府为恢复景气,曾经采取过一系列的所谓“紧急经济对策”,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日本通常讨厌日元升值和偏好日元贬值可能与汇率变动对经济影响的两个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日元汇率的变动对经济影响的大小是因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初期条件”,即汇率变化前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的比率。假定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都增加10%,表面上看贸易收支是不变的,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作为出发点时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不同的缘故。如果初期条件是出口总额比进口总额大20%,即使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都增加10%,贸易收支盈余还会增加10%。由于日元升值的负面效果是通过出口体现出来的,而正面效果是通过进口体现出来的,日元贬值的正面效果是通过出口体现出来的,而负面效果是通过进口体现出来的。所以,出口总额超过进口总额的程度越高,日元贬值的正面影响越大,负面影响越小。日本一直是贸易盈余国,出口总额一贯超过进口总额,但是1999年时仍然为日本的出口总额是进口总额1.35倍,左右日元汇率影响的“初期条件”15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日本国内将日元贬值看成是对经济总体的正面因素,这恐怕与日本目前的“初期条件”有关。
第二个条件是对出口价格的转嫁率(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的上升率/日元升值率)。这主要是考虑如果日元升值的话,对出口价格的影响。日元升值的时候,出口价格是怎样变化的,可以考虑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情形是为了确保日元的收入,以日元计价的出口价格维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就要以日元升值的比率上升。另一种情形是为了维持海外市场的出口竞争力,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保持不变,这样以日元计价的出口价格就要以日元升值的比率而下降。这两种情形都是极端的情况,实际的出口价格总是在处于这两种情况的中间。
具体变动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转嫁率,前述的第一种情形的转嫁率是100%,而第二种情形的转嫁率是0%,实际的转嫁率总是在0%到100%之间。如果转嫁率很高的话,即使日元升值,只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能够同比率上升,出口商的收益就不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提高的话,竞争力会降低,出口数量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假定价格提高对数量影响有限的话,转嫁率越大,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就越小,转嫁率越小,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可是1999年日元汇率上升了15.0%,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上升了5.7%,转嫁率为38.0%,转嫁率较1993年的60%明显降低了。特别是日本代表性的出口产业汽车工业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0%左右,日本汽车出口的转嫁率从8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在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40%—60%之间到1993年的20%—35%之间。
从理论上来说,转嫁率的高低,取决于商品的标准化和差别化的程度,越是标准化的产品,因为在价格上受到激烈的国际竞争,转嫁率越低,而越是差别化的产品,其他国家难以生产,转嫁率就越高。随着亚洲新兴工业国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工业产品受到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转嫁率的降低将是大势所趋,由于日元升值无法转嫁,日本当然就要热衷于日元贬值了。
然而日元汇率的变动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给日本的,而是由经济机制和经济基本面决定的。日本政府讨厌日元升值也好,喜欢日元贬值也好,靠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在短期,日元汇率的变动只是反映市场的预期。从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取决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是否成功,或者进入贬值期,或者进入稳定期。
概括起来,(1)反映日本制造业强劲国际竞争力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00日元至110日元之间;(2)反映受到保护的服务业、农业等软弱国际竞争力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50日元至160日元之间。日元汇率将在这两端之间;反映利率差等各种经济基本面的状况进行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