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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9日《证券时报》基金专版对“基金持有人是否有权参与新股配售"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是值得的,有助于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但这种讨论往往没有结果,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弄得管理层骑虎难下,反而影响了决策。其实有些大原则的问题勿需多方商讨,关键在于怎样看待一项政策、能够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看待政策实施及其后果。
事实上,是否给基金持有人配售确实不仅仅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实际上关乎对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态度。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决策难免出现偏差。从大的行业背景去思考,对机构投资者给予适当程度的扶植并不影响公平原则,相反,它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如何认真对待中国加入WTO。依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证券期货业在入世后3年内,允许外方持股达到49%,5年后全部放开。这样,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几年。而目前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的规模,大的也不过100多亿元,小的还不到30亿元,到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呢?因此,必须关注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大背景,大力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让他们有机会发展壮大,有能力、有实力去跟人家竞争,否则,小胳膊细腿,不可避免成为别人的手下败将。同样的情况在银行界、证券界以及各相关产业中也一样存在。对监管部门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发展和规范的关系是面对入市所必须解决的思想态度问题。
其次,如何看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嫁接。戴相龙行长多次强调,要缓解8万亿居民储蓄存款给银行业带来的压力,正确引导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在实际行动上也采取了降息措施,但居民储蓄存款不减反增,银行的困难一点也不见减轻。由此可见,在目前证券市场条件下,希望投资者直接进入股票市场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游戏,一般人承受不了,不会把一辈子的积蓄、养老的钱、孩子读书的钱投到股市上去。显然,买国债是风险厌恶者的另一种选择,可又受到发行规模的限制,况且国债发多了也会引起财政政策的寅吃卯粮和投资刚性。这一点已经可以从项怀诚部长的发言中得以求证。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基金作为一个兼顾风险和收益的投资品种,理应成为投资者良好的选择对象。但这种投资工具现在却无法发挥其作用,不仅仅缺乏发展的前提(产品创新),反而是阵地难守。老基金的大面积贴水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对基金市场的参与信心,直接导致了新基金的发行和新产品的创新受阻,严重影响了基金业的发展壮大。假如能给机构投资者一个稍微宽松的生存空间,引领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让基金管理人依靠专业人士的经验能力为投资者创造收益,同时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规范基金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沟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通道的良策。
再次,如何看待发展机构投资者对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积极意义。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是证券监管部门近几年强调的重点。但仅仅靠增加独立董事发挥作用那也只能是“麻袋绣花",因为在大股东一统天下的股权结构下,独立董事不可能有效的发挥作用。所以,解决上市公司不规范问题要从产权结构调整上寻找途径。考察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上市公司中也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总经理任命董事长的事情时有发生。到了80年代,以CALpers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护股东利益行动,要求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监督内部董事和经理人的行为,于是独立董事制度在美国被广泛采用。而这场活动的导火索就是基金在上市公司中所占的股权份额越来越大。在而后的20多年里,大的机构投资者每年都要对部分不符合公司治理原则的上市公司提出改进建议,且多数都会被采纳,这大大推进了证券市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反观中国的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甚而发展到“一股独霸"的现象普遍存在,对投资者利益的损害司空见惯。改变这种现象靠单独增加独立董事是无法解决的。假如我们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壮大他们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基金公司不断参股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的方法,发挥它们的专业能力,难道不是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推进的良策吗?
所以,我们无须去争论新股是否应该给基金持有人配售,而应该从一个更加宽广的领域引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编 后
从年初开始,基金发行难以遏制地走着下坡路。如何挽救发行颓势?相当部分业内人士的回答是——管理层必须出台扶持政策;而二级市场的“基民"一度对发行困难感到“欣喜"——基金发行不出去,管理层一定会想办法改变折价交易的局面,那时基金的大行情就来了!
当上上下下都在期待政策扶持的时候,业内对于当前基金业政策扶持的思考进一步深化。本报约请业内人士将他们由基金持有配售权争议引发的思考撰写成稿。从这些专业人士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业内对于政策扶持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行业发展初期,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扶持不可或缺,这是业内的共识。然而,在遭遇了信任危机、发行困难以及对倾斜政策的责难之后,业内越来越重视市场的力量。
资深基金研究人士刘传葵认为,今后关于基金的技术性支持优惠政策可能会少甚至没有,从此还原基金在市场上本色,在基金与基金之间,在基金与其他投资主体之间建立起公平的竞争关系。
而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坚持,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是顺应市场的变化,及时解决“政府目标与投资人利益的阶段性失衡"、“市场效率与政府主导的冲突"和“管理人与投资人风险收益不对称"这三对矛盾。
一位参与基金管理的作者则从行业的前途与眼前的危机出发,强烈地呼吁政府坚持对基金业的扶持,其焦虑的心情可谓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向一家基金的机构投资者约稿时,这位作者更多地谈到了舆论在基金生存环境中的作用。作为长期从事基金投资的专业人士,他的观点可以帮助舆论界换个角度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