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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公司的丑闻,使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陷入信任危机中。美林首席执行官大卫·科曼斯基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道歉,并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斯皮策并不接受美林的道歉,受害投资者更不会轻易原谅。
美林公司创建初期首先承诺:“顾客利益至上”。他们当时在华尔街作出了惊人之举,在美林内建立起独立的股票分析业务。然而,美林公司在2000年网络股炒作中扮演的角色极不光彩。一方面,美林极力推荐客户持有网络股;另一方面,分析师却对自己推荐的股票不屑一顾,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不值得投资。美林公司出现这样的丑闻,很容易使投资者想到此前发生的安达信事件。在安然公司造假案中,安达信一边提供咨询服务,一边负责公司审计。2001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得的5200万美元收入中,2500万美元审计收入,2700万美元咨询收入,其立场和利益所在可想而知。美林公司的丑闻有相似之处,同样始终存在两难选择:如何维护股票分析的独立性,如何获得高利润的投资银行业务。美林公司没有能够为投资者利益着想,在利益驱使下丧失职业道德,其实在投资银行界已称不上新闻。丑闻再次被曝光,说明投资银行操纵和舞弊的“恶习”依然难改。
斯皮泽坚持,美林必须切断投资银行家与分析师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美林却认为,分析师与银行家必须一起工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已经行动起来,准备在近期推出能够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新方案。然而,投资银行的反对声音不低,有的甚至认为“主意愚蠢至极”。投资银行不愿接受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在历史上曾发生出多次。上世纪廿年代发生在美国的股灾,其中,金融寡头横行,舞弊诈骗猖獗。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强调要加强监管,由美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主席兰德斯拟定法律,却遭到华尔街的集体反对。投资银行认为“水清无鱼”,千万不要增强监管,否则等于扼杀了他们的资源。由于投资银行游说国会,最终罗斯福不得不与华尔街各让一步,加强监管,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竟是华尔街提出的人选,由当时华尔街最大的炒家担任。索性这位炒家上任后翻脸不认人,以他对内幕交易的了解,确保监管力度非常到位。虽然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有组织的强烈反抗,但三届证券委的努力还是奠定了美国证券市场规范的基础。
投资银行显然从来没有完全改掉操纵和舞弊的“恶习”。就在美林公司丑闻成为业界一大热点的时候,记者刚好在上海听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叙述他亲身经历的投资银行操纵案例。2000年11月8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调低对中国移动的估价,从76元一股调到49元。在此背后,即11月1日至11月7日期间,机构投资者对中移动进行大量的沽空,其幅度相当于平均每天交易额的14%,7天共等于约70%的交易量,沽空值高达上百亿美元。
郎咸平说,事先沽空,再调低股价,接着宣布坏消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就是市场失当行为,被称作“鲁莽行为”,美国证监会可以根据事实认定其为“鲁莽行为”或利用推理证据认定他们有操控嫌疑。但香港法律实行的并不是“举证责任在辩方”,监管没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移动一案,机构投资者估计中国肯定会澄清,于是在信息产业部澄清前大量买进,赚尽其中的差价。郎咸平称,香港修订证券交易法,本来想把“提供假信息操控股市”这一条定成举证责任在辩方。但在征求意见时,国际十大投资银行联合写信反对把市场失当行为的举证责任归于辩方,结果未能付诸实施。
相对投资银行而言,投资者明显处于劣势。倘若法律和监管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市场信心必然受到伤害,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将受影响。投资银行或许会感到冤枉,监管部门对华尔街采用的某些措施将增强其运营成本。但如果这些针对性较强的措施不能实施,又有谁能保证投资银行彻底改掉“恶习”呢?重新树立市场信任,华尔街没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