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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新东方”
“‘我现在不是俞敏洪的母亲,是新东方的母亲。’他老妈生气了,就拿刀去砍他的办公室,他不敢说话,不敢顶嘴。等别人把老太太拉走了,他顺手端起笔记本电脑往地上摔。因为老太太,俞敏洪已经砸了两部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
“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新东方董事会董事王强说。
“钱永强看见俞敏洪和徐小平在耶鲁和哈佛大讲特讲‘新东方精神’,诸如‘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之类,颇不以为然。你说新东方怎么样?坦率讲,就文化而言,很浅薄。”
这些外人闻所未闻的细节叙述,都摘自卢跃刚即将面世的书,说的是一个光环背后的新东方。
奇迹还是危机?
卢跃刚首先强调他潜入新东方一年的出发点就在于打破新东方的神话。“在我看来,神话是现代社会中极为虚幻的现象,缺乏理性。新东方本身社会知名度的传播就是一个怪异的过程,与现代社会的传播方式相悖。在2000年底宣布与联想集团合作教育网站之前,他们还相当低调,不做广告。知名度全靠民间传诵,神乎其神。许多不远千里来新东方的学生,竟然不是为了学习,仅为能瞻仰俞敏洪、徐小平、王强等人的风采以及来感受新东方的气氛。”
凭借教书成为富翁、明星,引来无数学生的崇拜和求爱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奇迹。这就使新东方的社会形象一下子夸张变形了,“这对企业文化是极其不利的,虽然神话可以给他们带来眼前的利益,但就长远而言,是种损害”。
卢跃刚在ETS危机后“进驻”新东方,见到了一个企业突然陷入困境时的剖面:“企业政治生态异常恶化,对话空气完全毒化。‘恐惧’一时间成为弥漫在新东方的普遍心态,堵塞了理性的通道,刺激并放大了人性弱点,鼓励了急功近利,激化了矛盾。”
在外面歌舞升平景象之下,何以导致内部重重猜忌和攻击呢?追根溯源当年俞敏洪从海外把王强、徐小平这些北大昔日的老同学、老战友请回来共同创业,主要采取的就是“提供平台,分封割据,不发工资,各显其能”的策略。慢慢地,新东方也逐步形成了以“三驾马车”为核心发展的局面。此过程被卢形容为一个小船坞一不留心造成了巡洋舰。“起初这个小船坞,全然不是照着巡洋舰的模式去设计的。这也正是后面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新东方会发展得这么快,有这么强的影响力。”
学校越大越社会化,对每个创业者而言,就变得越没有安全感。而且参与学校创办的每位元老,个性又极强,且雄心万丈,都自认是新东方未来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枚棋子。由于利益的边界不清而带来的重叠和冲突,新东方只能像所有民办学校所走的老路一样,成立学校的外挂公司来规避风险。
公司的成立,原本是为给每个创业者吃颗定心丸,但新的利益格局又带来新的隐患,股权的划定、职务的分配、未来发展的争论都滋生出来,争执加冲突,几乎崩溃。
就在卢跃刚进入新东方采访时,王强已经准备在深圳另起炉灶,此举措引致其他有能力的人也酝酿着单飞创业。2001年8月,王强危机爆发。王给俞敏洪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俞的绝望,要求辞去新东方一切职务,他认为俞已经无法掌控新东方发展的整体大局。当晚新东方召开的董事会,全然变成对俞的个人攻击。
此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之前俞敏洪把新东方财务屏蔽的行为,这给小股东们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核心观点,认为俞在管理上不透明,甚至提出限制俞敏洪的管理权、要求削减俞敏洪的控股权、重新注册学校创办人、增加创办人人数、加快股权分红节奏等一系列想法。
就在王强危机尚未妥善处理之际,11月又出现了徐小平事件。徐原本定好去武汉大学讲课,由于临行前听到某些传闻,一气之下罢讲,将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原本同心协力共同创业的三驾马车,从此劲儿不往一处使。
这期间,还出现了9月份新浪网匿名信事件。文章公开俞敏洪的私生活,涉及个人隐私,诽谤其声誉。
俞敏洪被迫重新洗牌
徐小平的举动,促使俞敏洪下决心对新东方进行大洗牌。结果就是原来的亲密战友徐小平出局,三驾马车变成了两匹马牵动的车。
危机的结果在去年年底,竟变成了戏剧性的大团圆。卢跃刚感觉这过程就像是在拍电影———就在投票选举程序之后,决定徐小平出局,徐绝非拂袖摔门离去,而是逐一和新董事握手庆贺,并和俞敏洪绅士般地拥抱。
俞敏洪把自己的创业过程形容为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开启了欲望的魔瓶。对于新东方转型过程中的痛苦、矛盾、恐惧、变异,卢跃刚分析其根源,“主要是学校产权不清。学校从本质上看,实际就是个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培训公司,但是一开始就被归为‘学校’的法律范畴,其产权基础是‘民办公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任何民办学校不属于创办者个人,换句话说,在国家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任何具备规定条件的个人只有创办学校的权利,没有拥有学校的权利。”
“这种制度设计先天不足,因为学校产权并不能因公司的成立而改变,合法过渡,加上学校抹杀不掉的俞敏洪色彩和俞的大股东控制地位,俞敏洪客观上掌握着新东方学校的命脉,在必须承担学校社会责任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保护和兑现小股东利益的责任。俞的经验不足以迅速进入情况、应付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从成立公司规避产权法律风险开始,俞敏洪自然而然地成为矛盾的焦点,成为产权制度不合理的主要受难者。”
新东方精神是种宿命?
而对于新东方镇山之宝———新东方精神,在卢跃刚看来是一种宿命,它距离成熟理性的企业文化还有着一大段距离:“就技术而言,我不认为别的培训公司超不过新东方,尽管新东方每个人都有天才性的表现。他们的分类教学,犹如美国的牛肉加工场,把美国ETS制定的考试标准全然切割开,从词汇量、出题的逻辑方法到思路,逐年解剖,一网打尽,然后进行教学分类。这正是它不同于其他学校的地方。”
“新东方精神的核心是励志教育,所谓‘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口号,完全带有俞敏洪的个人色彩,具有时代象征意味和示范作用。我将此归结为宿命。俞所讲的励志,恰恰是他个人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屈辱和艰辛。”
据悉,俞敏洪曾遭受过两次入室抢劫的经历,其中一次还被注射大量重型麻醉药,差点丧命;当年俞敏洪离开北大,是背着处分的。因为个人办班,被告到学校说他扰乱教学秩序,北大三角地贴出将近一个月的处分通知,学校整日广播电视不断,当初俞的家正对着学校的大喇叭;早年创业,在与别的培训班抢夺市场时,他们的广告员在竞争中被杀伤,为了勾兑和公安局的关系,不善表达的一介书生——俞敏洪只有不断喝酒,又差点喝死;一系列“差点”累计在一起,加之他本人在农村生活的艰苦经历,高考三年的过程,上大学头一年就病休,当年准备联系出国留学的挫败……拿出每一段经历,都是励志最好的典范。他全然靠个人奋斗并取得巨大成功,并以此告诉学生,俞敏洪可以,你们在座的也可以。
“新东方肌体要健康,首先要心理健康。否则天才能力就可能成为刺伤别人并最终刺伤自己的利器,天才便可能成为庸人;鼓励学生奋斗成功的伟大理想———‘新东方精神’就可能成为庸俗目的的华丽外衣。”卢跃刚说。
从北大到新东方嫁接的悖论
新东方的人文基础,离不开北大的背景。看看他们的几位“元老”:俞敏洪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徐小平是77级音乐学院毕业生,调到北大团委,负责文化工作,还是北大校园文化的发起人;王强是俞同班同学,任北大艺术团团长,博览群书,有非常好的表演才能和艺术才能,当年立志是当北大名教授……他们经常给新东方学员进行免费讲座,个个仿若明星,妙语连珠,成功地将北大的启蒙精神嫁接到新东方来。
新东方因为这一切而显得不协调起来:表面上是学校,实则是个培训公司。也就是一面要像天使般,给学生展现最动人的光辉的翅膀,一面又要像雄狮,在利益格局中竞争。
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在一个企业里交错,从而产生激烈冲突。
他们比一般培训学校更注重人文基础,而比一般公办大学更看重利益关系。在公办学校,老师讲课不存在利益关系,完全是单纯的教育与被教育者。而在新东方既有这层关系,又包含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讲课的很多方式技巧又都带有利益动机。一个机制里,两张皮交替变换,纠缠悖论地发展。
在对新东方有了深入了解后,以颜色区分,卢跃刚把新东方学校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红色时期(1991年-1996年)———俞敏洪带着老婆、老妈以及其他家族成员打江山,出版“红宝书”,建立了新东方根据地,并在北京市场站稳了脚跟;
黄色时期(1996年-2000年)———俞敏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到美国加拿大邀请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何庆权归国加盟新东方,首开私立学校邀请留学生回国创业的先河;
黑色时期(2000年5月-2001年11月)———新东方为规避产权风险,整合新东方资源,进行公司化专型时期。面对新的利益,引发新的矛盾,出现两大利益集团,即小股东利益集团同俞敏洪的对立。在新东方盘子里形成了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新东方团体陷入迷惘、互相猜忌,内耗多于建设;
桃色时期(2001年11月———至今)———徐小平危机过后,新东方重新洗牌:俞敏洪担任总公司CEO,王强任总公司董事长和产业副总裁,徐小平则出局。面对过去朋友、同学、同乡等一系列纠缠不清的关系,三个人开始反省。新东方在开办新分校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何谓桃色时期,卢的解释是,桃花虽然开了,但很有可能遇到冰雹风雨,至于桃子能否成熟结果,暂时还不好说。
尽管目前新东方暂时出现了大团圆的局面,其实它的发展方向还没有水落石出,天天都有新的故事产生。因为格局尚在过渡中,基本还处于内循环。问题解决机制、思维方法,都还是建立在原有知识背景经验上。倘若没有外力介入,重新构建企业文化将是件困难的事情。究竟这些创业者是想当伟大的教育家、企业家,还是二者兼有,他们的选择将会严重影响到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化进一步改造过程中,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引进战略性伙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在现有资源基础上不断重组,就那么几张牌来回重洗,日后的发展很难讲。
新东方内部曾有不少人将去年危机总结出三个矛盾冲突论: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的冲突;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平民和贵族的冲突。
这在卢跃刚看来,都显得太过简单化,“其实造成新东方所有危机的核心,就是制度的危机”。虽然对新东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卢也知道,如果不形成现代企业制度,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下一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