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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的不平等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农村中的不平等、城镇中的不平等、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有数据显示,这四方面的不平等相互交叠、相互影响,且都在扩大。
知名学者王绍光作出上述论断,他在此间出版的《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扩大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经济不安全感已危及到人们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支持,建立再分配机制已刻不容缓。
这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呼吁说,为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以救助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补偿利益受损者,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并尽可能运用再分配手段缩小贫富悬殊。
过去十来年里,中国的再分配机制经历了着眼点从初次分配转到再分配、风险承担从单位转到社会、资金从条条统筹转到块块统筹等三重转型。王绍光称,这三个过程虽未彻底完成,但已取得成就:援助性再分配方面,全国多数城镇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年有望推广到所有城镇;补偿性再分配方面,劳动部已颁发《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实行办法》;保险性再分配方面,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类保险的覆盖面正逐步扩大。
王绍光称,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依然远远不足以应付种种现存的和潜在的挑战:首先,援助性再分配力度太小,中国农村还有三千多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已脱贫者状态不稳定,很容易返贫,城市贫困问题也相当紧迫;其次,补偿性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相当多的企业并不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实行办法》的规定,而且,中国工伤保险没有无过错条款,在深圳等地,就有大量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的打工仔得不到起码的赔偿;第三,保险性再分配的覆盖面小,还有相当数量的职工没有参加三类保险,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刚刚完成从县市级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暂时还没有计划过渡到全国统筹。
至于公正性的再分配,中国基本上还是空白,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因而不可能得到遏制。王绍光特别指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无论哪类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后者还没有被视为与前者在权益上完全平等的公民,农村基本保障工作薄弱,农村养老、医疗和贫困人口救济问题突出。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成了再分配制度的死角,这些流动人口的总数可能高达一亿以上,但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