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组织，一批社会学家聚首北京，探讨民工流动的现状、趋势和政策。顺便说一句，由经济学家汤敏和茅于轼开办的民工培训学校也于前几天开学了。

感谢这些学者对农民兄弟的关注，他们的言语和工作中所体现的学者的责任感也令我们肃然起敬。民工潮涌动十几年了，民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怎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农民工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这个6000万人的群体，自发地流向城里，在低矮、破旧的棚屋，在伸向蓝天的建筑脚手架上，甚至在气味熏人的垃圾堆边，他们在这些领域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存、发展。

农民工又是弱小的，他们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的不足和自身的贫困而缺乏谋生技能，而许多城市又或明或暗地设置了种种并不低的入城门槛和就业门槛。据新华社报道，深圳市一年仅为民工办证，就有10亿元的进账；武汉市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年就从对民工的收费中分到100万。多年来，各地都有一批对民工的“协管员”，他们的“就业岗位”就来自对民工的收费。国家明令要取消对民工的7项收费，但许多城市却用“暂停”而不是执行“取消”，有的城市还提高了对民工的收费。这就是民工的生活状态，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关注。

农民向往过上好日子，农民渴望拥有一个能让他们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地方。勤劳的品质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应该充满热情地百般呵护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